人民网—林语堂和《中国新闻舆论史》

 
2004年04月29日09:21


林语堂和《中国新闻舆论史》

内容提要  本文分四个方面介绍了林语堂英文版《中国新闻舆论史》。此书的内容分两大部分:古代的舆论批评和报刊的发展历史,其突出的贡献是在古代的舆论批评和共和以后的新闻事业状况。  

林语堂作为一个文学大家是享有盛誉的,但是他在新闻史方面的贡献却很少人详细地了解,有些人知道他曾经写过一部著作,但是没有看过,在林德海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中也只见其名没有注释。这除了其著作是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原因外,很大部分是因为他是用英文写的,并且一直没有翻译成中文。笔者最近在研究舆论史的时候发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本,据林语堂自传所说首次是芝加哥大学出版,而笔者所见是1968年纽约GREENWOOD再版。林语堂把它翻译为《中国新闻舆论史》。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他研究了中国古代舆论状况和近代新闻事业的关系,在史料方面对30年代的新闻、文学界的描述也很有参考价值。虽然如方汉奇先生所讲不是十分严谨,仍有给人启示的地方,从中也可看到林语堂对中国舆论和新闻事业的看法。  

本书分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没有新闻事业时期的社会舆论,第二部分是新闻业如何反映社会舆论。他试图从这样的描述中寻找古代民意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探明新闻能在多大程度上表达民意。  



激烈的古代舆论批评

在舆论方面,林语堂认为古代固然存在着一些少量的官方公报如邸报,但是其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远没有当时的舆论批评重要,也没有反映当时的社会情状。他认为即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中国的舆论仍然是强大的,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批评甚至比西方更加强烈。而在舆论批评中最活跃的是有文化的士人,他们可以称为是“第四等级”。“这些无畏地批评国家事务的运动在儒家士人的历史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应该说是充分地粉碎了那些认为中国人生来就与公共事务无关的理论。”[1]  

最早的舆论批评形式是一些歌谣和韵文,包括一些小说和戏剧,它们朗朗上口、易于流传,并且对统治阶级抨击的激烈程度是现代受审查的报刊所无法达到的,所以深受人民的喜爱,即使几百年上千年也会不朽,对喜爱好名声的统治者也形成一种威慑力。  

对于古代大的舆论事件他基本上分为三个高峰时期,即汉代的党锢及其在魏晋的影响、宋代的太学生运动和明代的东林党运动。(笔者在看此书之前已经写出的一部分《舆论史》书稿中,列出的舆论高潮也包括这三个比较大的运动,但是笔者认为先秦游说之秋、清代的文字狱在当时社会也是影响比较大的舆论活动。)林语堂认为这三次大的高潮表现了代表舆论的文化公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有组织的斗争,说明只要中国的士人被正确地领导和组织起来,就能有很大的勇气去代表正义,即使冒着一批又一批被杀的危险。但是在专制统治下它们遭到的惨败,“说明如果没有宪法保护士人和作家,拥有一个正常和固定的舆论势力是不可能的。  ”[2]另外一个后果是导致了后来中国人对国家事务的漠不关心,如魏晋时士人们  用愤世嫉俗和放荡不羁来保住自己的头颅。  

这些舆论运动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点,汉代太学生和正直的官员反对宦官和外戚的斗争,是比较近距离的搏斗,所以往往是成群结队地被杀。而宋代的太学生运动是反对外来的入侵者,与汉代的有所不同,“首先,运动更加稳定并覆盖了一个半世纪而不是三十几年。其次,它反对外部政治危险比反对国内宦官暴政更多些,因此缺乏汉代内战和近距离搏斗的特征。第三,没有像汉代那样有组织的团体,因此没有陷入戏剧性的宫廷政变;它是相当稳定的运动,在运动中受到习俗的支持,用大规模的在宫门前联合请愿和抗议的形式出现。”[3]而明代的舆论批评则是通过制度的形式出现,即监察御史上奏章弹劾,并且是以密集的方阵前进,前仆后继地上请愿书。这些监察御史的使命是代表民意监督政府和皇帝的过失,他们相当于现代的政治评论家。但是当他们遇到阁臣和宦官的阻挠和迫害时,却没有法律规定他们享有豁免权。这个时期的舆论批评比较成熟,有东林书院作为舆论中心,有首都公报推波助澜。但是他们也受到了历史上最可怕的迫害,因为遇上了历史上最大的宦官魏忠贤。  

这三次舆论批评的共同之处就是太学生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和朝中正直的官员相互激荡、呼应;三次舆论都是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发生的,宋代主要是抗击外族侵略,但其斗争也是以反对国内的卖国贼为主,而汉代和明代的运动都是反对宦官和外戚专权造成的政治混乱现象。林语堂认为士人之所以对宦官和外戚这么痛恨,“最根本的是基于他们的性别和等级偏见”[4],因为宦官大部分是文盲和无知的,又是刑余之人,却把持了朝政;而外戚的背后是皇后,女性当权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总是遇到很大的阻力,所以士人把政治的昏暗归结于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三次舆论高潮反映了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国家事务的关注,也反映了舆论越来越有组织性,并且发展成熟为一种主要的参政、议政方式。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虽然漫长,但是这种强大的对时政的舆论却是任何西方国家所没有的。监察御史制是专制制度的内部调整机制,是一种修补剂,正像林语堂所说它履行了现代报纸所担当的责任,“皇帝御史监察制度不是对报纸或人民的审查,而是对政府和皇帝自己的审查。  ”[5]它基本上代表了人民的声音,不过这种“言路”是否开通,关键还在于君主是否开明。在昏庸的君主和残忍的宦官面前,这种舆论批评只会带来血腥的屠杀。  

林语堂最主要说明的是没有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不可能正常发挥舆论批评的作用的,但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他最后也流露出一种否定性的答案:在专制独裁下,即使有宪法的保护,也是一纸空文。“在专制与民主的冲突中,宪法的一纸文件比不过独裁者的刺刀”[6]。  



与新闻规律背道而驰的“现代报纸”

林语堂在描述现代报纸的发展历史中借鉴了1927年第一次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33年用英文出版的罗斯维尔S·布立顿(Roswell  S·Britton)《中国期刊新闻,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但他主要关注的是发展的轮廓,因此第八、九、十章主要描述近代以来报刊的发展历史,其中大量引用了戈公振的资料,但是有的弥补了戈公振书中的不足,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到1935年间的报刊资料,并在第十一章“现代新闻业”(  共和时期)、十二章“当代期刊杂志”中描述了当时报纸、杂志的特点和在社会舆论中所起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他把报刊历史划分为现代报纸初期(1818-1895)、革命前的改良报纸(1895-1911)、共和时期(1912年以后)三个时期,认为1895年到1911年间是报刊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报业杂志不顾清政府的镇压和审查,大多数不考虑金钱利益,鼓动和宣传革命,并得到了一些新式官员的支持,其兴盛与近代的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真正起到了反映和指导舆论的作用。“在这些潮流的运动和反运动中,文学中国被唤起了民族和政治意识,它的积极性被激发出热情的光芒,这光芒最后毁灭了满清帝国。”[7]而辛亥革命后,除了1915-1925年外,显得有所退步。林语堂归其原因为:“一个政府越‘强大’,报刊就越弱小,反之亦然。”[8]他把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比喻为马和它的骑师,政府的民主原则应该是让马与它的骑师交谈、质询。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人民是任由骑师把他们带到草原或屠宰场的马;而在共和时期,人民变成了马背上的骑师,但是由于民主启蒙刚刚开始,人民还不知道怎样去行使自己的权利、怎样管理国家,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而马又是还没有驯服的野马,时时有摆脱缰绳的冲动,并威胁背上的孩子。在袁世凯时期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许多报纸宁愿关闭也不愿意充当袁世凯的鼓吹手,但是正是这种舆论导致了袁世凯的失败,所以“因此虽然表面上它是中国报刊的失败,但实际上是中国人舆论的胜利。”[9]袁世凯死后到1926年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军阀混战,政府微弱,所以报刊又大量增长,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有文学革命、有五四运动、有五卅群众运动,其中学生再一次显现出政治中的领导能力,而五卅运动其实是各阶层都参与的一次更加有组织的运动,这次舆论高潮直接导致了1926年的民族主义革命,使国民党真正意识到大众的力量。但是在1927年白色恐怖下和中国劳动工会被解散以后,抵制运动受到镇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