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流”的热风遮蔽了一个真实的韩国
“韩流”只是一个繁华的泡沫
当代韩国著名的女作家之一,被批评家誉为韩国当代文坛代表性作家之一。1959年生于全罗北道高昌,毕业于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大学文学专业毕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以后开始从事个人写作,成为自由作家。著有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多部,部分作品已被译成中文、德文、法文、英文出版。1995年中篇小说《二重奏》获得“东亚日报新春文艺奖”,由此登上文坛,同年长篇小说《鸟的礼物》荣获“文学村小说奖”。1997年获得“东西文学奖”。1998年又以中篇小说《妻子的箱子》获第22届“李霜文学奖”。2001年中篇小说《我曾经住过的房间》获得韩国小说家协会主办的第26届“韩国小说文学奖”。2002年7月至2004年7月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作访问作家。
殷熙耕擅长以细致入微的手法挖掘被遮蔽的女性欲望。她的小说是女性经验的叙事,中性眼光的描述,使小说呈现出冷峻和荒凉之感。
如同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文化对刚刚开启国门的中国社会的影响一样,现在韩国文化形成的强劲的“韩流”也在不断飙袭中国大陆。
韩国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异军突起,使中国的年轻人见识了韩国电影锐猛的势头,也看到了这个海洋之国的具象的生活;缠绵凄迷的韩国电视剧大肆风行使美艳的韩国男女影星成为年轻一代追捧的偶像。
如同中国城乡随处可见韩国料理一样,年轻一代成为“哈韩”一族,韩国影像、音乐、服饰在中国大陆的倾销使“韩流”热风坚挺,持久不衰。
“‘韩流’是虚假的。”在北京大学勺园的一家酒吧,韩国女作家殷熙耕温和地说,“‘韩流’的热风遮蔽了一个真实的韩国,‘韩流’只是一个繁华的泡沫。”
11月12日下午,从汉城抵达北京的殷熙耕用她的长篇小说《汉城兄弟》做证据,指正风行中国的“韩流”。《汉城兄弟》让中国读者看到与“韩流”不同的别样的生活。
4名出生草根阶层的韩国高中男生,因为没写作业受到体罚而走到一起,他们在酒醉后结拜兄弟。这4个人是韩国战后人口出生高峰期的苦人儿,这些失意者,被高速运转的社会抛弃,他们艰难地生存,怀着渺小的尊严,卑微的愿望,在社会中沉浮如一叶浮萍。《汉城兄弟》围绕着4人小团体的命运展开叙述,小说记录了他们从青春少年步入不惑之年的人生历程,在颠簸的命运之舟下面,涌动着时代和社会变迁的洪流。
《汉城兄弟》在讲述几个小人物命运的同时,纪录了韩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的历史背景。朴正熙的军政统治,民主运动的高涨,朴正熙遇刺,全斗焕上台,光州学生运动,政府的更迭,韩国社会激烈的竞争,高速的产业化带来的人的精神危机,都在小说里浮现。
作为韩国文学翻译院鼎力向海外推荐的优秀作品,《汉城兄弟》一洗渐成流俗的韩国小说的缠绵凄婉的文风,笔触直指韩国社会结构深层和底层。为中国读者了解经济高度发达的韩国社会提供了新的经验。《汉城兄弟》让中国读者触到了“韩流”中荒凉和冷寂的部分。
研究中韩文学的专家认为,殷熙耕的作品和王朔有很多相似之处,殷熙耕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最喜欢鲁迅的《狂人日记》
11月12日晚间,对殷熙耕的访问使她成为一座桥梁,经由这座桥梁我们走向遥远而陌生的韩国文学。
一边是温婉,一边是抵抗
一般恋爱小说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的,我认为是虚假的,在韩国的很多爱情小说里人都不是健全的,都是虚弱的。我写小说就是想告诉读者韩国黑黑的情况,我不想写爱情。
记者:你界定自己的写作是韩国纯粹的写作,纯粹的写作在韩国是什么样的写作?
殷熙耕:纯粹的写作是指文学的一种类型,它跟大众文学,跟流行文学不一样。有评论家评论说,殷熙耕的小说是有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是尖锐、犀利、有加缪和海明威风格的。我的作品跟“韩流”的热风不一样,跟你们看到的金河仁的《菊花香》不一样。在韩国严肃文学、大众文学和流行文学的差别说起来很复杂。海明威和阿瑟.黑利有什么差别?在中国他们一样吗?在美国他们是有严格区别的。海明威和《老人与海》属于严肃文学,阿瑟.黑利属于流行小说。我是站在海明威那边,站在《老人与海》那边。
记者:听你谈到鲁迅和他的小说《狂人日记》,你受到过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影响吗?
殷熙耕: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李白和杜甫。我知道中国是他们两个人的国家。李白是浪漫的天才,杜甫是苦恼的哲学家,杜甫诗歌中写到的那种悲哀和烦恼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同感。我很早就喜欢他们,杜甫诗歌中的悲哀和烦恼我很早的时候就有。我也喜欢鲁迅的激愤,还喜欢林语堂的幽默。中国1980年代的文学,我喜欢戴厚英的《人,啊人》,喜欢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们的小说里边有中国的历史,有中国大国的气质和幽默,我很喜欢。
记者:韩国评论家崔元植评论你的作品是“批判的、暴露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论?你是喜欢批判和暴露的作家吗?
殷熙耕:韩国以前有两个总统,一个是朴正熙,一个是全斗焕,我从1959年出生以后就经历了这两个时代,我看到很多社会的情况,一种黑黑的社会的情况。我把我看到的那些黑黑的社会的情况写进我的书里。在那个时代生活的很多年轻人跟我一样,他们被竞争激烈的工业社会抛弃,成为边缘人。我把他们个人的生活也都写到了我的书里。我把他们经历的黑黑的事情写进书里。我的小说就是暴露小说。我的书,中国读者不知道会不会喜欢。但是不管怎样,我不喜欢写爱情的小说,我只想写批判的暴露的小说,这是我的一个责任。
记者: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看上去你的性情温婉,写作为什么这么激烈?听你说你属于韩国“豆芽的一代”,“豆芽”指什么?
殷熙耕:韩国的战争1953年结束,我是1959年出生。我出生时的那一代人就被称为“豆芽的一代”。
“豆芽”就是在压迫中成长,没有空间,豆芽的状态就是被压迫的状态。战后,韩国的人太多,我们从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面对压力。读大学的时候一个人要同时上三个学校,早上一个,下午一个,晚上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竞争很厉害的时代。还有体制的压力,国家机器对个人的摧毁,军事政治的独裁,人就像豆芽一样在窄窄的空间里艰难地生长。从1965年韩国人生孩子开始受限制,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1965年以后韩国的经济开始发展,竞争就更厉害了。
我们这一代作家在战后出生,我们是对战争已无明显印象的一代。不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秩序瓦解、竞争残酷的社会,人的感情冷漠,人的存在变得荒谬令人害怕。所有这些社会的畸形现象就成了作家关注的焦点。在韩国许多作家在写暴露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危机,韩国文学评论界对纯文学与暴露文学问题有过很激烈的争论。韩国年轻作家写出很多反映底层小人物生活的小说,写临时工、流浪汉、妓女、女招待员、罪犯等人的生活。这样的小说和你们所看到的“韩流”热风不一样。
记者:爱情是一个可以使文学流行和畅销的密码,你为什么拒绝写爱情?
殷熙耕:一般恋爱小说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的,我认为是虚假的,在韩国的很多爱情小说里人都不是健全的,都是虚弱的。我写小说就是想告诉读者韩国黑黑的情况,我不想写爱情。韩国的文学批评家也批评我说“殷熙耕的小说破坏了人对纯粹恋爱的幻想”。
记者:你怎么看金河仁?怎么看他的《菊花香》,你跟他的区别是什么?
殷熙耕:不一样。我跟“韩流”的热风不一样,跟金河仁的小说不一样。喜欢金河仁小说的人是年轻的学生,喜欢我的小说的是知识分子。
记者:你说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人?
殷熙耕:有知识的人,有思想的人。了解自己的时代,了解自己的国家,这样的一群人。
记者:在韩国有知识分子的群体吗?
殷熙耕:在韩国有一些社会运动,大多是知识分子推动的,像光州起义,结束全斗焕和朴正熙的军事统治都是知识分子和学生推动的。在韩国知识分子里金大中是代表。
记者:你的小说和你的写作跟韩国这些知识分子有通感吗?
殷熙耕:有的通感,有的不通感。不过我的小说是反映一个时代的状况。有的评论家说我把深刻的历史戏化了。
记者:现在韩国还有热心的知识分子吗?
殷熙耕:有。当然有。他们的热情没有变化。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到现在,韩国的知识分子的热情没有变化。我见到韩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我觉得他们的热情没有变化。
记者:你的热情呢?我看到你也经常会走上街头,表达你的政治诉求。
殷熙耕:我的热情也没有变化。我有时候在家里写作,有时候就会上街。韩国有一种街头政治,那是很多知识分子有热情的政治。
成为韩国作家的两种方法
韩国的作家都是专业作家。他们除了写作不干其它的事情。韩国没有作家协会这样的机构,更没有钱发给他们。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为什么开始写作?
殷熙耕:在韩国成为作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给文艺杂志投稿,还有一个是评论家的推荐。我小的时候就希望写东西。从9岁的时候开始写,读高中的时候也写,在韩国的高中和大学,喜欢文学的人很多。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国文。但是大学毕业以后没时间写。生存、买房子、结婚、生小孩儿。5年时间我没有写。1995年的时候我36岁,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找到自己的人生。那年我还在出版社做职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躲到乡下去写作,那一次写了5篇小说。5篇小说投稿之后被我们很重要的文学杂志录用了。我认为我可能是写作的天才。以后我就专心从事个人写作,成了专业作家。
记者:专业作家在韩国是什么样的状态?除了写作什么都不做吗?
殷熙耕:当然。除了写作其它的什么事情都不做。你们中国呢?难道不是这样吗?
记者:中国专业作家中有自由作家,还有作家协会里的作家。
殷熙耕:韩国的作家都是专业作家。他们除了写作不干其它的事情。诗人不一样,诗人除了写诗还要做别的事情。韩国没有作家协会这样的机构。参加那个协会的话写小说会有影响吗?天天参加协会,什么时候写小说呢?
记者:参加作协机构并不是说天天参加活动,只是说有作家协会这样一个机构,给作家提供某种物质和生活的保障,然后作家就什么也不做,专门写作。有时候他们的写作会有指令性。
殷熙耕:韩国没有正式的能让作家在一起的机构,更没有钱发给他们。
记者:韩国的作家靠什么生活?靠版税能够生活吗?
殷熙耕:写小说以外,韩国作家还可以给杂志写稿,还可以到大学讲文学创作的课,很多。每个作家的情况也不一样。韩国作家有钱的也有,但大多是平常的。韩国作家中有三四个人是比较有钱的,其他的很多作家都是平常的。
记者:这三四个作家是什么样的作家,是流行的作家还是严肃的作家?
殷熙耕:就是严肃的作家中有三四个(有钱的)。金河仁除外,因为他是流行作家。
记者:在韩国严肃文学和流行文学的分界很严格吗?
殷熙耕:流行文学是不能登在大学教材上的,也不会有评论。流行文学也有限制,因为没有持久的流行。在韩国有很多文艺杂志,严肃的文学都会先登载在文艺杂志上,流行文学不会登载在文艺杂志上,是直接出版。一般评价很高的出版社不出版流行的小说。
韩国有很多有才华的小说家,韩国的小说家必须经过奋斗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地位。
记者:你的小说获得很多文学奖,在韩国怎么评文学奖?文学奖具有权威性吗?
殷熙耕:有五个文学奖是分别由韩国著名作家的名字命名的,李霜文学奖、东西文学奖、文学村小说奖、韩国小说文学奖,都是很权威的文学奖,它们先是由一些著名的文学权威来推荐,然后由读者评选。
记者:文学奖的性质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文学奖对推动文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殷熙耕:文学奖都是民间的。作家得奖以后书就会很好卖。在韩国,作家跟出版社的关系更紧密。著名的评论家和著名的出版社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很大。作家和政府没关系。我听说朝鲜有作家分级,一级二级,每一级作家的薪水都不一样。我们没有这些区别。但是韩国作家之间的竞争很厉害。出版社的竞争也很厉害。好的作家应该到好的出版社,没有好的作家,出版社就没有好书出来,没有好书出来出版社就赚不到钱。作家的书写出来没有登在报纸上的话,作家的版税也很低。所以没有人气的作家会主动去访问出版社,有人气的作家就是出版社到处追。
记者:韩国电影现在是异军突起,2004年导演朴赞郁的电影《老男孩》在戛纳电影节上获金棕榈大奖;导演金基德同时在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上获得导演奖。为什么在世界文坛上听不到韩国文学强有力的声音?
殷熙耕:韩国电影工业的复苏是在上世纪90年代。90年代初,韩国很多人开始出国;到90年代后期,有许多电影制作人从美国的电影学校学成回国,他们所具备的国际电影的触觉和世界级的产品价值观对韩国电影的发展比较有利。
文学的情况就比较复杂。韩国文化底蕴不深厚,韩国文化长期受外来文化影响,自己的文化没有发展起来,朝鲜本土文化没有形成主流。日本统治韩国的时候,要求韩国人说日语。在高中学校,只要听见有人说朝鲜语就被罚扫厕所,日本人听到有人说朝鲜语就会扇那个人的耳光。韩国的文学发展也很慢。不过,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韩国有了很好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也在留意韩国的作家。不久前《朝鲜月刊》对107位作家进行调查,请他们对当代小说作品作出评价。李文烈被推选为最优秀的小说家,黄皙英第二。朴景利写于1970年的不朽之作《土地》当选为韩国当代最杰出的小说。
韩国的作家都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写作。在韩国看书的人很多,在地铁、公共汽车上经常会看到手捧书本的人。韩国非常重视教育,整个国家高中毕业以下的人很少,没有文盲。韩国有大量可供小说发表的报刊。许多日报都在连载长篇小说,报纸和杂志会颁发奖额很高的文学奖。韩国许多报刊曾以百万韩元以上的重金征求长篇小说,韩国作家有一天会写出引人注目的小说。(记者夏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