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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捡炮弹碎片的小男孩
──作为和平主义者的诺奖得主格拉斯──

茉莉

1939年的一个夜晚,波、德交界的但泽湾。一个11岁的小男孩在睡梦
中被隆隆炮声惊醒。那是德国纳粹的军舰向波兰军队开火了。好奇不
懂事的孩子不顾头顶上那呼啸的战斗机,跟随着一群小伙伴去捡炮弹
碎片玩。就在同时,他的舅舅被炸死了。

17岁,这个捡炮弹片的小男孩被强制征召进德国军队服役。受伤并在
后来成为美军俘虏,对他竟然是一个解救的机会。在被人抬到战地医
院之前,他看见各村庄路头到处悬挂着年轻战友的尸体。那些和他一
样稚嫩、一样不愿打仗的德国年轻人,死后的尸体上还吊着牌子:
“我是可耻的逃兵……。”

于是这个孩子拒绝长成世俗的大人。他在他后来写作的第一部小说
《铁皮鼓》中,让那个胸前挂着一只红白色儿童鼓的小侏儒,用激烈
的鼓声来诅咒战争的罪恶。今天,那个捡炮弹碎片的孩子已经成为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但文学对他来说不是唯一的目的。他要的是用文学
来承担对这个世界的道义责任。不停地敲起人权和自由的鼓声,他固
执而永不妥协地去震动世人。

他就是君特.格拉斯──德国积极的和平主义者,战后德国的良心。

启蒙运动迟来的门徒

和平主义在欧洲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欧洲
近代的和平主义作家,包括伊拉斯谟、伏尔泰、卢梭和边沁,他们采
取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战争──包括被称为“正义战争”
的一切战争──表示深刻的怀疑,试图取缔在国际政治中的一切武
力。和平主义者们相信理性,相信人类能够通过发展理智进而在国际
事务中消灭战争。这种希望在20世纪欧洲的两次大战中宣告破灭。

仿佛是隔代遗传,战后的格拉斯宣称:在一个厌倦了理性的时代,他
是启蒙运动迟来的门徒。小说《铁皮鼓》里的反法西斯主题,不断地
重现在他后来的作品里。执着不休地对德国发动战争的罪恶做出反
省,挖掘其深层原因,格拉斯因此被德国的极右集团所仇视。从50年
代开始,格拉斯就和他们那一批“四七社”的作家同仁们谈论人权,
一再诘难“纳粹主义如何能够在德国兴起得势”的尖锐问题。这个问
题终于在60年代成为一代德国青年的重大关怀,以至酿成这个民族广
阔的自我反省运动,从而使昔日保守和威权控制的德国,成为一个相
对开放和宽容的社会。

1979年的中篇小说《在特尔格特的聚会》里,格拉斯让一批作家从各
地赶到特尔格特,在德国战后30年的日子里,他们一起讨论发动战争
而造成毁灭的祖国的历史悲剧。

“多么混蛋,德国是什么东西?”这样的质疑,促使格拉斯坚决反对
德国军队介入世界其它地区的事务,例如波斯尼亚战事。他说道理很
简单,因为巴尔干半岛今天的问题,就是德国在二战时侵略它国留下
的后遗症。作为一个激烈的和平主义者,格拉斯不相信战争能够解决
什么问题。他认为,即使是正义战争,也只能暂时地制止暴行。

和大江健三郎互诉衷肠

格拉斯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通信集《我的日本,我的德国》,读
来感人至深,是当代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面对曾经是残暴侵略者的
祖国,这两位当代伟大作家的心灵有太多的共鸣。

两位作家都属于曾经是战时儿童和青年的那一代人,都饱受战乱之
苦。即使战后多年,战争在他们心理上仍然没有结束。在二战过去50
年之际,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德国人和日本人制造的战争罪行,至今
仍留下沈重的阴影。

不管在公开还是私人场合,他们的会见总是迅速进入共同的谈话主
题。昔日的伤口从未痊愈。那荒芜的青春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两个
由国家专制控制的人民和军事机器挑战世界,终告失败。

格拉斯不平地询问道:德国和日本在战后都成了经济巨人,难道竟是
它们赢得了战争?他质疑世界是否从审判德、日两国战争罪犯中获得
了警告,并举了巴尔干半岛的种族屠杀当例子。他感叹说:“我们都
越来越衰老,但仍然保持着儿童的急切。我们被迫成为独立的观察
者。对于日本和德国,我们表达批判的观点──这是对自己祖国最深
切的爱。我们俩有太多的共同之处。”

大江健三郎则告诉格拉斯,战争时期他还是一个10岁的儿童,住在日
本一个偏僻的岛上。直到他长大成为一个文学作家,才得知残酷的战
争真相──日本军队在许多亚洲国家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特别是
在中国。他说:“你的《铁皮鼓》中的人物──奥斯卡总是站在我的
面前。他不停地大喊大叫。……我为他而悲伤。他就如同在我的体
内,我背负着他。……这本书是半个世纪以来,对我最有价值的一本
书。”

战时逃兵是真正的英雄

格拉斯在向大江健三郎回忆他作为纳粹士兵的见闻时,谈到二战快要
结束时,有两万多名德国逃兵被临时的战争法庭匆匆判处死刑。他们
因此一直被视为“可耻的懦夫”。格拉斯反问道:难道他们不是真正
的英雄?他们不肯盲目服从上司的指令,具有反抗的勇气,拒绝执行
犯罪的战争行为,难道不应该给他们恢复名誉?

那悬挂在许多村头的逃兵尸体,永久地铭刻在格拉斯的脑海里。他说
,作家的使命是记忆。这是一个基本的道义原则。那些被处死的逃兵
值得后人去敬佩和尊重,以使他们那痛苦的灵魂安息。

大江健三郎则说,他被格拉斯有关逃兵的回忆深深震撼了。他完全同
意格拉斯的有关恢复逃兵名誉的要求。在大江健三郎童年时,他也曾
听说过这样一个事件:一个日本年轻人逃离他服役的军官学校,回到
他的家乡,结果被日本宪兵抓住。他就在父母亲住屋旁厕所里上吊
了。在他死后,那些宪兵们竟然当着他父母的面狠踢他的尸体。这件
事一直留在年幼的大江健三郎的记忆里。后来,他把这个逃兵的命运
写进他的第一部小说。

“亲爱的格拉斯,我非常希望您那关于恢复逃兵名誉的建议能够获得
超越国界的赞同。”大江健三郎再三强调,日本人必须为发起侵略战
争的罪行请求亚洲人民的宽恕,必须制定有关法令来防止军国主义死
灰复燃。他说:“我们争取和平的努力不是去相信国家机器,而是相
信全世界的人民。”

避免民族主义煽动战争危机

许多人都不能理解格拉斯对两德统一所持的反对立场。其实特立独行
的格拉斯虽然总是发出不同声音,但他不变的观点是认为民族主义制
造祸端。从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出发,他对两德统一持反对态度。格拉
斯不厌其烦地告诫欧洲人,欧洲的历史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欧洲
的富裕源于多元化,因此要尊重多元化,以避免民族主义煽动战争的
危机。

秉持和平主义者的道德、良心和勇气,格拉斯在德国广泛论政。对德
国向土耳其提供武器屠杀库德族人民,他提出激烈的批评,并一直为
遭土耳其政府迫害的库德族作家克马尔呼吁。这里,笔者译出格拉斯
于1997年10月在法兰克福演讲中的一段话:

  “多少年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不追究向土耳其共和国提供
  武器一事,而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它自己的人民的歼灭
  战。1990年之后,当一个顺利的时机带来了德国统一的可能性
  时,坦克和装甲车从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军队的武库里取
  出来,转让给这个被战争撕裂的国家。我们已经成了同谋犯,并
  且在继续充当帮凶。我们纵容了这种肮脏的交易。我为我的国家
  感到羞耻。我的国家已经堕落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实体。其政府竟
  然容许由死亡带来的贸易。更有甚者,它驳回了被迫害的库德人
  要求得到庇护的权利。”

60年前在德军轰炸机下捡炮弹碎片的小男孩,今天成为背负德国历史
责任的文学大师。虽然早期的他是作为一个抒情诗人和剧作家走进文
坛,但他不肯做一个孤独地坐在屋子里写作的诗人,而是要持久不懈
地关注政治现实。他参与一切政治纷争,毫不惧怕由此招来的批评和
诟骂。最终,他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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