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卖淫的批评和辩护 自从19世纪起女性主义者就关心卖淫问题,她们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卖淫现象。女性主义者不单是不赞成卖淫,而且将卖淫同女性的直接从属地位联系起来,不管卖淫是女性从属地位的原因、结果,还是标志。 通常西方学者对卖淫的批评基于对性活动的这样一种假定:婚外的性活动是错误的或有罪的,或者性仅能发生在爱情和情爱的情景之中,因此从事支付金钱的性活动是堕落的和异化的。一些对卖淫的非女性主义的批评甚至认为,性本身是肮脏的和令人厌恶的,因此卖淫使双方堕落。通常的意见是,将卖淫归罪于妓女,常常认为妓女是罪恶的、堕落的和病态的。虽然有时在罗曼蒂克的小说中将妓女描写为具有“金子般的心”,一般认为妓女无耻地利用男人的‘正常’性欲来为她牟利,因而称她们为‘婊子’。 与之相对照,女性主义者认为妓女是通过种种形式的社会强制而被迫卖淫的牺牲品,最明显的强制是经济上的贫穷。断言妓女被经济贫困驱使本身不是女性主义独有的,也不能将妓女同由于经济动机而从事的许多其他工作区分。仅当认为妓女的供应是就业方面性别歧视的一个后果时,认为妇女在经济上被迫去卖淫的主张才成为女性主义的主张,性别歧视限制了妇女其他工作的机会。也就是说,仅当从性别观点来看待卖淫时,才是女性主义的卖淫观。女性主义的性别(gender,意指社会文化性别)概念由奥克莱(Ann Oakley)提出以与性(sex,意指生物学性别)相区别。性是生物学决定的,例如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就是。它是不可变的,除非生物学也发生了变化,如通过变性手术改变了生物学。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作为一个女人或男人,应该怎样言论和行动,应该做什么工作,取决于社会文化。它是可变的。[Oakley 1985] 除了经济贫穷外,女性主义者鉴定了一些其他性别因素,迫使妇女进入卖淫或使她们不能离开。例如,女性主义者谴责妓女受男性皮条客控制,有时甚至受奴役,他们剥削她们的性行为。她们补充说,许多妓女是儿童期性虐待的残存者,性虐待教她们性顺从,鼓励她们认为她们唯一的价值在于性服务。这不一定是女性主义的论证,因为男性与女性一样可以遭受剥削、奴役和儿童期性虐待。这些论证之成为女性主义的,是将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构成与性支配和性从属的规范联系起来的社会情景。根据这些已被男人和女人内化的规范,男人有权在性上获得女人和控制女人。这种文化分析帮助说明为什么女孩比男孩多两倍遭受性虐待,为什么虐待者通常都是异性男人。一些女性主义者将这种分析加以推广,进一步论证说,只要女性社会化采取以性别特异的方式赋予女孩性别的形式,所有女孩,即使她们未曾遭受性虐待,也会成为卖淫的“雷管”。 根据对当代性行为的这种分析,女性主义者一般不愿意区分‘好’女人与‘坏’女人,圣母和婊子。她们指出了在许多显然与性无关的女性职业和婚姻中明显的性要素,在那里妻子依靠她丈夫的经济支持。女性主义者传统上关注的是设法“解救”妓女和使她们“康复”。 女性主义者想从卖淫中‘挽救’妇女是因为卖淫是高度危险的和通常是声名狼藉的职业。妓女经常被殴打、强奸和谋杀。当然其他职业也有危险,但一些女性主义者论证说,就这些危险是故意的而不是偶然的,直接因对妇女的仇恨激发而言,妓女遇到的危险具有性别歧视的特点。 最后,许多女性主义者反对卖淫这种体制,因为它强化了甚至对那些并未直接卷入卖淫的妇女的从属地位。它确认了男人占支配地位的男性、女性和性生活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正常的男人性生活表现为身体上支配妇女的驱力,而妇女的存在主要为男人的性娱乐。此外,卖淫的存在构成了控制所有妇女异性活动的威胁;如果男人‘有’许多女人,他的地位就提高,被许多男人‘拥有’的女人就被污辱为‘婊子’。〔Jaggar 1994, 57-59〕 虽然女性主义者在历史上谴责卖淫,但近年来可看到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为卖淫重新辩护。有些妓女现在声称她们认同女性主义者,为她们的工作和身份自我辩护。她们主张,卖淫是比妇女可得的大多数其他工作更好,因为工作时间短而工资高,以及可控制工作环境。妓女决定她干什么、不干什么、和谁干、不和谁干。其他妇女免费的提供服务她们能够得到收入,而且比一般妇女有更大的独立性。 她们声称,卖淫是一种拥有高度技能的职业,有时是一种娱乐或艺术,在其中由工作者规定什么引起情欲,表达她们的性欲和创造性,以及产生授权感。在其他场合,她们又说卖淫是性治疗、有价值的服务。 有些妓女断言卖淫通过证明婚外性活动、匿名性活动、娱乐性活动、以及性创新和性多样性,破坏了狭隘的性价值。它向男人占支配地位的框框,即妇女只能有一个性伴提出挑战。她们说,卖淫并没有破坏所有妇女的地位和尊严,反而对非妓女的妇女有好处,因为按通常价值判断,她们通过比较而被认为是良家妇女。 有些妓女否认认为妓女是被迫进入这项交易的传统女性主义假定,坚持她们是自由地选择这职业的,并且反对隐含在传统女性主义要挽救或要她们从良的‘保姆’态度。这些妓女反对女性主义的断言:她们被男皮条客控制。她们指出,法律反对拉皮条实际上是在社会上孤立妓女,剥夺她们亲密的伙伴。她们反对同样的‘母性主义’的女性主义建议:禁止卖淫、保护妓女,其他对妇女有害的职业并没有被禁。即使妓女常常遭到攻击,其他妇女也是如此,事实上大多数殴打发生在长期关系的情景中。妓女们争辩说,她们经受的暴力大多数是她们职业地位低下和法律限制卖淫的结果,她们认为这些限制是一种性歧视。妇女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权利应该允许她们拉客和站在街角。 许多妓女断言,卖淫的主要问题不是卖淫的性质,而是法律干预妓女做买卖。她们争辩说,卖淫并未表达和增强妇女的从属地位,而是干预她们做买卖的法律歧视妇女。例如反对做广告的法律迫使妓女走到街上,法律反对拉客破坏她们的表达自由,但没有威胁男人自由地骚扰妇女。法律反对妓院使房主有可能讹诈妓女,法律反对皮条客剥夺了妓女的家庭伴侣。给妇女贴上妓女标签剥夺她们许多公民权利,如这些妇女可失去她们孩子的监护,如果她们是移民可被递解出境,失去其他就业机会,这样她们就被圈在卖淫中,被拒绝作为旅游者或移民进入其他国家等等。〔Jaggar 1994, 59-60〕 下面是一位叫做森妮卡特(Sunny Carter)的美国妓女的自述,使人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妓女的心态: “一个最有用的工具” 我的小男孩小雷躺在氧气罩床里发着高烧已经五天了。抗菌素对他无效。他的肺炎老不好。一位护士匆匆来到我们的房间,端着一盘注射器。她一个接着一个将注射器中的东西喷射进小雷的小嘴里。他无法抗拒,只得把这些药吞了下去,因味道不好而皱起了小脸。接着他讨厌地转过头来,把东西全吐了出来,粉红色的东西沾污了白色的医院床单。 护士恼怒地啧啧说。“瞧你干了些什么。我们又得重来。”小雷开始哭。我打开塑料罩,把他抱起来,在我的胸前摇着他。 “不,讨厌,甭管他。”被担心和缺睡少眠弄得疲惫不堪,我也开始哭了。“为什么你不能不管他?” 她用冷漠的愤怒看重我,转身离开了房间。丹农大夫站在门口。“这些口服药就算了,”他说,“我们用静脉点滴。这就好了。” 她急忙从他身旁走开,留下了大夫和我。 “你看上去累坏了,”他说。 “是的。你也一样,”我回答,看重他那张拉长了的和蔼的脸。 “我有个坏消息。小雷患囊性纤维化。” 我是一个医学技术员。我模糊地记得学过儿童的各种遗传病。囊性纤维化。囊性纤维化。“我的上帝,”我说,我记起来了。“这是致命的。” 他点点头,眼睛里充满着遗憾。“他现在不会死。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回事,静脉点滴会对他有效的。平均预期寿命是二十年。有的活得长一些。我很抱歉。” 我紧紧抱着我的宝贝,因恐惧和疲惫而麻木了。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儿子要死了。 囊性纤维化是主要影响肺和消化系统的疾病。经常发生肺炎。囊性纤维化儿童产生大量浓而黏的粘液,它堵塞肺中的气道,为侵入的细菌创造了良好的繁殖土壤。 “这是非常昂贵的病,”丹农大夫说。“在他还比较健康的那些年份里,每个儿童每年平均费用是一万美元。你能搞到这些钱?” 1976 年我的年薪是九千美元。现在我每年需要另外一万美元来使我的儿子活着。上帝,我打那儿弄到这些钱? “我当然能,”我自己回答说。 一周以后,小雷出了院。我学会了胸部叩击治疗,我每天三次把他的脑袋倒过来,让他把粘液从肺里咳出来。我怎么能回去工作,而仍然对他进行治疗呢?当他住院期间,我如何能工作?而且我怎么能每年弄到另外一万元钱呢? 在小雷睡着以后,我就想怎么办。我可以卖毒品。不,这不行。毒品商要被逮捕,那么谁照料我的男孩?我可以抢银行或抢日夜商店。不,早晚会被抓住。我想,我可以学会做个妓女。即使被抓住,通常只是付罚款。就这样。我学做妓女。 于是,在打了一次电话和见了一次面后。。。我就成了一个。。。 我去买了我认为合适的‘妓女服’。我练习走路,直到我自信我可以穿上这些该死的衣服。我觉得应该突出我唯一的优点-我的腿。我超重20磅,没有腰,乳房虽大,但是下垂的。我的脸还可以,但不漂亮。不过,没有人把我从床上踢下来。我在等我的名叫哈罗德的第一个客人。 我的公寓打扫一新,床上铺了干净床单。我点燃了刚买来的蜡烛,心想他能够看到的越少,对我们俩都越好。 门铃响了。 我的上帝,他来了。我的鞋子在那里?哦,在地板中间,穿上它们,快,门铃又响了,天哪,我希望不要吵醒我的宝贝,“等等,我就来!” 我吸了一口气,让脸出现笑容。我开了门。 那里站着哈罗德·翁。他只有一米五八高,五十四点五公斤。我比他高出15厘米,在门旁我高出他一头。比他重16公斤。看到我们俩可笑的样子,我笑了。哈罗德的脸也堆起了微笑。 “啊!看见了你那么快乐很高兴!你真大!我喜欢个大的金发女人!” 在我明白以前,事情就过去了。 从他踏进房间到他离开只有二十分钟,他为这快乐的时光又是鞠躬又是感谢。 我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百元钞票。这是他付给我的费用。那么容易。他来了又走了,只有二十分钟我就多了一百元。 我走进洗手间,照了照镜子。我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更高兴。我觉得很好。没有犯罪的痛苦,没有后悔,没有羞耻。我感到的是沾沾自喜和洋洋得意。上帝,我走上了这条路。 以后几个星期,我见了许多客人。小雷很好,看起来未来还不错, 可以用这些钱搬进一套更好的地方更近市中心的公寓。我找到一个地方附近有个托儿所。我可以在下午安排约会,把我的儿子送进托儿所,回家应付客人,然后晚饭时去接他。 我爱他。我庄严地发誓,我要省下我所挣的一半钱为小雷重新需要住院时用。我开始了我的业余爱好,收集50元和100元一张的钞票。每次有人给我一张钞票,我就把放进信封里。很快我的‘业余爱好’增加到4万美元。 一天下午,我母亲来看我。无法隐瞒我早就不在大夫办公室工作这一事实,我想也许让她知道我新找到的职业更好。他把信封给她看。她瞧了瞧里面,脸上露出先是惊讶后是可怕的神色。 “我的上帝,宝贝,这里超过4万美元!你没有去偷吧?或者干了什么事?” “妈,我想你会说我成为一些非常富有的人的专业情妇。这确实不太坏,我希望你不要为我担心。” “你干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两个月。” 她开始又数这笔钱,她睁大了眼睛。 “两个月?” “是的。” “我的上帝,我希望我在你那样年纪也会想到干这个。”这就是我的妈妈。过了几个月,我开始在一家地方报纸的个人栏目上登广告。每周我的邮箱塞满了邮件。许多信马上被扔进字纸篓;那些写得很糟、拼法错误的人没有机会。但对那些在布纹纸上写得很好的信,尤其是打上公司信头的信,我就马上回信。 我坚持只接受那些他们给我办公室电话号码的新客户。有时在以后几天,我打电话给他们,如果秘书接的电话,我知道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是真的,我就觉得他不会是挥刀的精神变态者或警察。 有一次一位心理学家找我。他正在治疗一个年轻的人,他有一张特殊的恋物癖。除非他穿着女人的裤衩,他的阴茎就举不起来。而且裤衩必须是粉红的,别的不行。 第一次我接待他,我们性交时他穿着粉红的女人裤衩,第二次我把裤衩拉下来到他膝部。第三次我让他把裤衩绕在他的膝部,而想象他穿着它。最后裤衩放在床上我的旁边他也能性交。然后,有一天我把裤衩放在我的枕头底下。他必须想象它,在他心里看到它。在短时间内,他只要能想到他的可爱的裤衩他就能勃起和达到性高潮。 我的大多数客人成为我的朋友。我拒绝与看不起我的人做交易,他们需要我的服务,但又瞧不起妓女。我不需要他们。但使我高兴同他们在一起的非常好的人很多,他们在许多方面丰富了我的生活,也充实了我的钱包。 卖淫本身无所谓好坏。一个妇女没有受多年成为一个医生或律师所需的教育,怎能赚一个律师或医生赚的钱?我怎能有那么多的时间花在我儿子身上,当时间是这样宝贵的时候? 我赚的钱使我们能够旅行,使他有机会去否则不能去的地方。在我儿子七岁时,他坐飞机的次数比许多人一辈子乘坐飞机的次数还多。我们在纽约住了一年,他在自然博物馆看了恐龙和鲸鱼。我们住在维尔京群岛好多年,他学会了带着通气管在珊瑚礁间潜泳,欣赏壮丽的海底世界。他收集了几百只寄居蟹,为它们在水族馆建造了一个精致的家,称之为“螃蟹公寓”。我们一起抓住了一整罐蜥蜴,把我们喜欢的挑出来,高兴地看着蜥蜴逃跑。 我尽我可能为我的儿子提供丰富的生活,钱是关键。卖淫提供了这笔钱,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任何从9点到5点的‘真正’工作不能给我的时间。它提供了最好的私人学校、旅游的机会、最佳的医疗。1985 年10月1日,我的儿子死了。到那年12月,他本该10岁了。 现在我‘退休’了。我参加了政府资助的卖淫和艾滋病的研究,与妓女访谈,匿名地采集血样,看看在我家乡城市妓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百分比是多少。这一经验增加了我对艾滋病的兴趣,现在我为许多机构中的艾滋病病人工作。 卖淫确实为我服务得很好。它是一个最有用的工具。 我没有遗憾,没有羞耻,没有悔恨。的确,当我回首于我的妓女生涯时,我有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我卖了淫,我高兴我卖了淫,我为那些现在卖淫的人鼓掌。 这是对‘夜间淑女’的忠告:干下去!存好你的钱,明智地投资,最重要的是-热爱你自己。〔Jaggar 1994, 1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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