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


抄袭风行大陆翻译界

文、图/特约撰稿员 石潭


 

 

 

 

 


  "有一批人,专门把别人已经翻译出版的书拿过去,改一改个别的词,再拿去发表。对这种人、事,绝对不能留情。"

  "翻译界最糟糕的风气是抄袭,市场上什么热门就抄什么,《红与黑》现在有十几、二十几种译本了,大多是抄的。"沈昌文是翻译出版界的元老,有50年出版经历,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发起创办了《万象》杂志。他说:"我请朋友译了一套丛书《欧洲风化史》(以下简称《风》),在2002年出版,结果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年1月也出了一套类似书籍。我详细对照后发现,抄袭得令人触目惊心。这是翻译出版界抄袭的典型例子。"

《西方情爱史》如何抄袭《欧洲风化史》

  沈昌文说的这个"典型例子",是由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孙小平翻译的五册丛书《西方情爱史》(以下简称《情》)。记者调查发现,出于某些不愿道出的原因,被抄袭的辽宁教育出版社选择了沉默,并无讨还公道的意思。记者多次就此事与中国盲文出版社以及孙小平联系,均未果。但《风》系列的两位译者中央翻译局的翻译专家赵永穆、郑州大学的外语教授侯焕闳,分别向记者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说明他们的译作被孙小平抄袭。

  赵永穆先举一例:

  《风》:作为阶级的妇女解放,与一小批妇女的解放相反,是唤醒全人类理想的不可避免的前提。

  《情》:作为阶级妇女的解放,与少量的妇女解放相反,是使全人类理想被唤醒的不可避免的前提。

  赵永穆说:"前半句《情》只是挪动了'的'字的位置,但这一挪令人费解,什么叫'阶级妇女'呢?后半句换成被动式有必要吗?像这样'不该改的改了'的情况,全书随处可见。'可改的不改'书中也有不少,如《风》中有一个词'月经药丸'(堕胎药),原著用的是'药粉'而非'药丸',孙先生如果看过原文,应该抬手就可以改正。"

  "有的地方孙小平没有搞清楚意思就随便换字、添字、减字,而使《情》曲解原著。"赵永穆又举例:

  《风》:"女密探在'婚姻事务'中进行协助,即愿意为希望和丈夫离婚的女士亲自提交他有私通行为的证据,而没有这个证据她就不能离婚……"

  《情》:"女密探愿意进行协助'婚姻事务',即愿意希望和丈夫离异的女士亲自提供他有偷情行为的证据,如果没有这个证据她就无法离婚……"

  "孙先生大概是没读过原文就动笔了,在《情》中用'愿意'代替了'愿意为',结果意思就完全弄错了。"赵永穆说。

  侯焕闳向记者介绍,抄袭译本时掩人耳目的手法有三,其一是改换一些插图,其二是删节,而且删得非常随便,其三是文字上的改头换面。

  他认为,翻译作品的句子结构往往更能反映译者的思维方式、中外文水平和翻译技巧,因此,两个译本中句子的结构相似情况往往比字的重合率更能说明译本雷同的程度。句子结构相似情况一般可分为四个等级:1、完全相同;2、差异不大;3、差异较大;4、差异极大。在一般情况下,两个独立完成的译本的各个句子相似情况大都属于第2和第3种,第1种和第4种都属少数。而《情》与《风》中各个句子的结构相似情况基本是"1、完全相同",个别是"2、差异不大"。

  赵、侯两位先生还向记者介绍,常见的音译词,如名人的姓名、一般的姓氏和教名、常见地名及一些特有事物都有统一的译名。对不常见的音译词,译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用字习惯(有时也同他掌握外文的程度和知识有关),选择一定的译法,不大可能统一。"但《情》与《风》中出现的几百个音译词无一例外全部雷同。同时,上百个一般工具书查不到的'专名'也全部雷同。甚至个别专名,原文是德文、英文或法文,我们懒得查辞典,没有译出来,直接写上了外文,而孙小平也同我们一样不翻译,直接写外文。"

  在赵永穆的指点下,记者发现,《风》共有脚注74条,大部是译者注,少数是俄文版编辑注,但两者混编,没有分别标明"原注"和"译注"。《情》共有脚注29条,全部选自《风》,同样没有标出"原注"还是"译注"。二者的脚注一字不差,连标点符号都没有走样。

抄袭的成本低,获利高

  翻译抄袭现象为何会盛行?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主办者方舟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中一个原因是翻译报酬太低,难以吸引负责任的、够水平的译者,只能让一些不具备翻译能力的人靠改写前人的译著充数;另一个原因则与出版社惟利是图、急功近利有关,编辑水平不高,不负责任,在确定选题后随便找译者,又恨不得译者马上交出译稿,在主观上、客观上都助长了抄袭。

  方舟子说:"最关键的原因是缺乏专业的监督和惩罚,很少有专业人士做这方面的揭露,即使偶尔被揭露出来,抄袭者、出版者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抄袭的书籍照样在卖。抄袭的成本低,获利高,又没有什么风险,当然就愈演愈烈了。"

  沈昌文先生对记者说:"这是大问题。有一批人,专门把别人已经翻译出版的书拿过去,复印了,改一改个别的词,再拿去发表,对这种人、事,绝对不能留情。这种现象刚改革开放就有了。培根、罗素的书,解放前有过不错的译本,只是文字老些,据说改革开放后有些老兄拿来改了改文字出版,就算自己的译作了。"

  沈先生说他和翻译很有渊源。50年前,他刚参加工作时,做的就是《翻译通报》杂志的校对,那是中国解放后最早的翻译评论杂志,由出版总署翻译局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沈志远主持。在他主持三联书店时,所出版的书70-80%是翻译书。

  方舟子曾撰文披露,"著名科普翻译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田 一书全盘剽窃198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刘望夷等人翻译的《双螺旋》旧译。方舟子在网站上写了十来篇文章评析田教授的多部译作如何"错误百出"、"荒唐可笑",受到媒体和网友的广泛关注,而田教授自始至终没有作一句公开辩解。最近有消息称田教授已经升为中科院政策局副局长。方舟子认为:"抄袭不影响学者去做官,这是制度对抄袭风的纵容。"

"现在的翻译界缺乏人才"

  一些翻译专家将现今翻译出版界质量的问题总结为三类,一是抄袭成风;二是不管有没有吃透原著,不负责任地乱译;更令人发指的是,还有人借助电脑的翻译软件来工作,又不仔细校对,结果译出来的东西文理不通。

  沈昌文对当下的翻译出版界很是失望痛心,他说怀念过去翻译质量高的年代和那些翻译人才。

  "在阶级斗争年代,知识分子'犯错误'了才让他翻译东西,这叫'废物利用'。例如,文化大革命中,上面命令翻译H·G·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我正在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知道一些情况。费孝通、谢冰心、翁独健等大知识分子本来是受到政治冲击的人,找他们来翻译算是优待。这些人可是有真学问的,外语也好,要求翻译的东西又少,编辑部也是人多事情少,来稿都经过了仔仔细细的审校、加工,所以翻译质量是相当好的。"

  沈昌文还向记者提到当年"著名"的译者"何清新","其实并没有这个人。那是清河劳改农场的集体笔名,'何清'就是'清河','新'就是'自新',是当年对犯人的别称。那年头知识分子'犯罪'的多,于是就让他们在监狱里翻译东西。"

  "新华社有一批人被划成右派后,被命令做翻译。李慎之就曾是新华社右派翻译队伍的队长,60年代初组织翻译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
 
 
 现在,仍有一些老教授坚持过去的"卫生翻译"。"他们没有暴利思想,每天翻译500到1000字,就像打太极拳一样慢推慢磨。现在翻译界的高质量就靠他们撑着。可惜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沈昌文感慨。

  一些老翻译家指出,在现今的翻译界,学外语的不懂专业,学专业的外语不精。遇到复杂一些的句子,就靠逻辑推论,这很不可取。一些年轻老师,外文很好,但因为忽略了古文和语言训练,其遣词造句往往平平,遇到稍微复杂一些的句子就会捉襟见肘。对好作家有个性的神来之笔,也往往译不好。

  沈先生说:"编辑部门有各种原因导致不能吸引、留住优秀人才。做编辑翻译书多累啊,留洋、教英语收入高多了。有的出版社一个外语专业的毕业生都没有,其实,出版社很有必要成立审稿小组,请真正懂行的人来把关。"

  一些学者提议,翻译出版界应该加强对翻译的监督,"国内应该多一些像'新语丝'方舟子一样去辛苦查对不同译本,揭露抄袭的人。翻译出版是件严肃的事情,不应该只是一些人捞外快的手段。"

  欲知详情,请查阅《凤凰周刊》总第137期(订阅电话:0755-259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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