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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怕子成龙”现象分析:以东夼村为例

李全生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胶东某村,通过对个案访谈的资料进行分析,解释了"怕子成龙"这一现象在农村形成的原因和社会影响,然后针对这种代际流动的特点进行了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和个案研究地点的选择

  曾几何时,在农民的眼里,大学是神圣的殿堂,考上大学成为一名大学生,是多少农民子女的梦想。考上了大学,不仅自己可以跳出农门,还可以光宗耀祖,使家庭扬眉吐气。所以,许多农村家长希望子女能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但时至今日,在农村,大学生不再是包涵自豪和羡慕的词语,许多家长也不再以考上大学作为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望子成龙"变成了"怕子成龙",子女读书好,父母不再感到自豪和欣慰,而代之以忧愁和无奈。本文针对农村的这一社会心理现象,于2002年10月下旬,在东夼村选取个案对象,进行了入户访谈式的个案研究。

  东夼村位于胶东腹地L 县的南部,东临五龙河,北靠烟青公路和蓝烟铁路,地形以丘陵为主。该村是一个单一自然村的行政村,是个单姓多族的村庄,全村共有250余户,约1000人口,人均耕地1.4亩,近几年家庭人均纯收入约为2500元。农民大多以农业为主,从事兼业性劳动,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花生,许多家庭种植果树,村里有石墨矿集体企业和面粉厂、手套厂等私营小型企业。在胶东地区农村,东夼村的经济水平居于中游;从全国范围来看,比较有关统计资料和个案研究资料(例如《黄河边的中国》),可以认定该村略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选取这样的村庄作为个案研究的地点,基本符合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要求,应该说还是比较理想的。

  二、个案资料

  个案1:关于娟娟

  娟娟是个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在上初三①,娟娟的父亲自豪地告诉我们,娟娟一直是学校的三好学生,参加过全县的数学竞赛,得了二等奖,照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考上大学应该问题不大。然而,说到上大学,娟娟父亲的自豪神态一扫而光,令他焦虑的是:从上高中到大学毕业,要花掉一家6万元,这笔款项相当于他们10年的积蓄。说到这一问题,他很严肃地用了"倾家荡产"这个词,而他妻子也黑色幽默式地插了一句:"比超生罚款厉害多了。"娟娟有个比她小两岁的弟弟,在上初一,娟娟弟弟的学习不好,考上大学希望不大。在农村,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是当父母的责任,如果娟娟上学花光了家里的钱,且欠下了外债,到时候没有钱给儿子"办事",儿子连个媳妇都讨不到,这才是两口子最担心的。

  个案2:关于晓刚

  晓刚是个独生子,虽然说不存在象娟娟家那样两个孩子难以兼顾的问题,但晓刚父亲的忧虑一点也不比娟娟父母的少。晓刚与娟娟是同班同学,学习很不错,是个大学苗子。但晓刚父亲明确地说,这不是好事情!在他看来,读高中要花钱,上大学要花钱,毕业找单位还要花钱,工作后在城市买房子、更要花一大笔钱,结婚花钱也比农村多,家里有个聪明的孩子就等于有个无底洞。当我们说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儿子以后有出息了,会更有条件孝敬父母"时,他却马上颇有逻辑地反驳道:现在大学生多得是,儿子能不能混好了,不敢说;混好了的话,媳妇让不让孝敬不敢说;儿子混好,媳妇孝顺,我们能不能跟着享福不敢说,说不定早累病了,累死了。

  个案3:关于志海和志洋

  志海、志洋一个上初一,一个上小学五年级,小哥俩学习都很不错。其父母都是高中毕业生,在农村算是"高学历"家庭了。其父戴一副眼镜,不太象农民,更象个乡镇干部,他当年曾经高考落榜,至今还耿耿于怀,所以对两个儿子寄予很大的期望,给他们起了充满寓意的名字,希望他们金榜题名,考上大学,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论经济条件,他在村子里算是中上水平了,因为他在镇上一家企业里跑供销,关键是,他家有"强力外援",他的妻兄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医院当上了主治大夫,曾主动许诺给孩子上大学一定的经济资助。为了以后好找工作,他已经初步决定让兄弟俩都报考医学院校,一个学外科,一个学内科。虽然他挣钱不少,但住房在村子中很不起眼,他说,只要能攒钱供孩子上大学,当父母的吃苦受累都心甘情愿。

  个案4:关于永军

  永军的父亲是个木匠,见到他时他正在帮村里一户人家打制家具。永军快初中毕业了,据说考高中都成问题,更遑论考大学了。然而,谈到儿子的学习和将来,他丝毫没有娟娟和晓刚的家长们的担忧,话里话外反而透露出幸运感。他计划等儿子初中毕业后,跟着他姐夫(儿子的姑父)去青岛打工,干上几年,再盖上房子,娶个媳妇。说到考大学,这位木匠师傅一脸不屑的神态,他说:"这年头考大学不吃香了,不合算,划不来。花那么多钱,连个工作都没有,象俺村的国新,钱都打水漂了,买挂鞭还能听阵响呢。俺儿子去青岛干上个七八年,至少挣5万块钱,盖房子娶媳妇,尽着花。现在城市户口也不吃香了,就怕你没钱,只要你有钱,城市户口可以买,城市楼房可以买,可以搬到城里住,当个象模象样的城市人。有城市户口没有钱的日子更难过,你看电视上说的,那么多下岗工人,还不如俺农民,俺这个好赖有个一亩三分地,保管饿不死。"

  个案5:关于小红

  小红是该村两位在读大学生之一,已经上大二了。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她的父亲外出了,她的母亲接受了访谈。小红当年考上重点高中时,没有象城市孩子那样给家里带来惊喜,而是带来了一场冲突。看着录取通知书,父母更象是看到了巨额催款单。鉴于严酷的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商议决定,女儿这学不能再上了。但小红坚决不答应,在炕上躺了两天,饭也不吃了,两口子吓坏了,第三天向女儿做了彻底妥协:供她上高中、上大学。小红在高中学习很努力,如期又顺利地考上了省城的一所理工科大学。三年高中阶段已经耗光了家里的积蓄,从上大学起家中就开始借债了,已近万元。"再借也借不着了,真没办法。不让她读吧,又对不起孩子。家里有个大学生,日子真不好过。"小红母亲说这话时,眼中的泪光隐约可见。更令笔者意想不到的是,她又说了这么一段话:"要是大学不扩招,俺孩子说不定也考不上,俺家也不会这么穷。什么扩招?还不是明摆着吗?用个'大学生'来吊孩子的胃口,想方设法赚老百姓的血汗钱。"

  个案6:国新的故事

  国新即永军父亲提到的"连个工作都没有"的大学毕业生。国新1996年毕业分配到县城的一家国有小型企业,虽然企业效益不算好,收入不高,但专业对口,用其所学,国新感觉还不错。没想到1999年企业改制,经营方向转换,企业也搞减员增效,国新被辞退了。没有了工作,呆在城里吧花销太大,回到村子里吧又觉得没脸见人。那段时间,对国新来说简直不堪回首。后来到附近镇上一家私营企业打工,企业效益时好时坏,国新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经常回到村里。近来他计划复习考研,但能否考上,他心里没底。国新说:"现在农村出去的学生,要想找个好工作,一般都得'二次革命',再考研究生,光一个本科文凭,不灵了。"

  个案7:张老师如是说

  张老师是初中的数学老师,年满41岁。说到农村中的这一问题,他发了一通议论:"现在家长们对孩子学习的重视程度大不如以前了,以前总会有人很关切地问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有些家长为了自己孩子得到更多辅导和照顾,会主动帮我干些农活。现在这些情况不多了,象志海父母那样依然关心孩子学习的家长在农村太少了。以前开家长会,缺席的很少,那些差学生的家长会怕丢面子而找个理由不去,现在开家长会,缺席的多了,学习好的家长也有不到会的。会场气氛也不如以前了,老师在会上表扬哪个孩子学习好,大家无动于衷,没什么反应,要在以前,学生的家长会感到脸上有光,别的家长也会啧啧赞叹,现在不行了……有些学生挺聪明,就是管不住自己,太贪玩了,在学校里,我们可以把他们管好,但回到村里,家长不管了,作业给你敷衍了事,更不用说去主动复习和预习了,如果家长能抓一抓,管一管,这样的学生还是大有可能考上重点高中考上大学的。我也曾跟我们村的一些这样的家长谈过这事,他们只口头上答应你,实际上他们还是对孩子放任自流,也许孩子考不上,他们还巴不得呢……其实,我们当老师的可以理解他们,我也是农民,我去年才转为公办教师。农村太穷了,大学费用太高了,超出一般农民家庭的承受能力,当民办教师时候,我们家也承受不起。农民们都穷怕了,这几年刚有些起色,家里出个大学生,生活至少倒退十年。我们老师私下说:以前的大学生使家里成为万元户,现在的大学生使家里成为贫困户。"

  三、个案分析:原因和后果

  从我们个案访谈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怕子成龙"、"怕女成凤"已经成为当前农村学生家长比较普遍的群体心理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归结如下:

  (一)教育费用昂贵。诚如个案7张老师所言:"大学费用太高了,超出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大学生每年缴纳学费大多在4000元以上,生活费也在3000元左右,而东夼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500元,四口之家可达10000元,似乎交纳学费不成问题。但这纯收入中包含了农产品实物收入,这些实物收入有时候难以转化为货币收入,例如基本生活储备粮和价格太低而惜买的商品粮,这就要去掉4000元左右,再去掉全年现金支出2000元,剩下的只有4000元了,维持一个大学生的年开销就会有3000元的资金缺口。这还是一般家庭的情况,如果家庭收入低一些,或家庭意外开支多一些,那么显然供应不起孩子读大学了,象我们个案5的小红家,从她一上大学就开始举借外债了,而象志海家那样本身收入比较可观且具有亲戚资助的家庭,毕竟是极少数。胶东的农村家庭尚且如此,贫困地区的农村家庭就更困难了。小红的班里有7个贫困生,而她还不是其中之一,由此可以想象出农村贫困生的家庭境况。

  (二)就业困难。在以前农民的观念中,考上大学后就拥有了非农户口,毕业时国家包分配,捧到铁饭碗,吃一辈子国家饭,一劳永逸。但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学生就业政策引入市场机制,以自主择业为主,实行双向选择。如果市场机制真能在大学生就业时发挥主导作用,对农民子弟也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同时,人际关系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当岗位竞争发生在国有单位和中西部地区时。有研究者曾借助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与城市居民的网络水平相比,农民的网络规模狭小,交往范围有限,而且农民的网络形式单一,主要是农民跟农民的交往,所以,农家大学生就业时很难从其家庭、家族和朋友中获得有利的关系网络支持,与城市家庭的毕业生相比较,他们处于明显的劣势。特别是近几年来,毕业生大量增加,就业形势愈益严峻。2001年,115万高校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分别为本科生80%,专科生40%;2002年,145万高校毕业生中,将近37万学生离校时落实不了工作岗位;2003年,高校毕业生猛增至212万,增幅达46.2%,专家预测一次就业率为70%左右,将有64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农民子弟大学生中许多人毕业时找不到工作,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境地,即使找到工作,也往往是一些规模小、效益差、福利少、抗风险能力弱的单位,处于不稳定状态,很有可能被抛入社会的失业大军中,就象我们个案6的国新。于是,在农民的眼里,大学生自然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大学也不再是令人神往的殿堂。

  前述两个方面,是"怕子成龙"现象的主要原因,这两个方面,可以形成一个综合性指标:大学教育回报率=教育收益/教育投入。农民让子女上大学的愿望与大学教育回报率成正比关系。90年代中期以前毕业的大学生,教育收益高,相对于其他同龄群体,既有高的经济收益,又有高的声望收益,同时上学期间花费不多,所以当时的教育回报率是很高的,自然农民也望子成龙,希望子女成为大学生。但是,现在的农村大学生,毕业后没有工作或者工作很差,教育收益很低,而在读大学期间要上交相对于家庭收入高昂的学费,教育投入很高,在分母项增大的同时分子项减少,教育回报率相对于以前可谓大大降低了,就象个案4木匠师傅所说的:"这年头考大学不吃香了,不合算,划不来,花那么多钱,连个工作都没有。"这一条改变农村孩子命运的出路几乎被堵死了,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一落千丈,为了避免出现象个案5小红家那样的矛盾和冲突,"怕子成龙"的心理形成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了上述两个主要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例如,贫困大学生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已经得到了来自国家、社会和学校的各种资助(包括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俭学机会、学费减免、困难补助等),可以说基本形成了针对贫困大学生的救助体系,但是农民们对这些方面知之甚少。再如,东夼村附近的名牌乡镇企业较多,象鲁花花生油厂、龙大集团、生产莱阳梨汁的天府集团,农村青年的非农就业门路较广,非农收入期望较高,这就增大了大学教育的机会成本,结合个案1和个案4的资料,前者是-6万,后者是+5万,相差11万,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即使算不上是天文数字,也是一笔巨额财富。

  怕子成龙这种现象必然带来一定的社会后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重了农村学生的厌学风气。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少年,面临着社会化的关键问题,其价值观和理想观的形成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很大。家长们对孩子学习的漠视,村落社会对大学生的不以为然,无疑会给孩子带来心理影响,会使他们形成错误的学习观,产生普遍的厌学风气,阻碍了他们学习成才的目标形成和理想追求,对他们的成长和前途是非常不利的。

  第二,影响了农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农村社会的长远发展。"态度决定一切",神奇教练米卢的话用在学习上更恰当。在厌学风气下,农民子弟不仅难以进一步深造,连基本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都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国家通过义务教育来提高全民素质的目的在农村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这些毕业的孩子比他们的父辈几乎没有更高的文化素质,没有更强的精神追求,尽管劳动场所可能由农村转向乡镇,劳动行业可能由农业转到建筑业和制造业,就象我们个案4的永军那样,但本质上还是农民,不可能承担起农村现代化的重任。

  第三,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后劲。我们的高考到目前依然属于选拔式考试,通过这种考试使大批优秀青年学子能够脱颖而出,进入大学校园,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毕业后充实到不同岗位,为国民经济建设发挥关键作用。可以说,人才选拔机制是人才培养机制和人才配置机制的前提,对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自古农家出俊秀",恢复高考来,大量的农家子弟考入大中专院校,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生力军。如果农村的孩子因为家庭原因不能象城市学生那样按部就班地参加选拔性考试和进入高一层次的学校,那么,这损失不仅仅是他们个人和农村地区的,更是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的。

  四、几点思考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关于代际流动的家庭期待问题,毫无疑义,望子成龙乃人之常情,父母都会希望自己的后代有出息,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前文所围绕的主题是针对农村社会,农民们不希望子女沿着具有较低回报率的大学教育途径来实现向上的代际流动。实际上农民也"望子成龙",不会"怕子成龙",而只是"怕子如此成龙".

  在这里,笔者试图在访谈所掌握的经验资料的基础上,遵循默顿所倡导的建构社会学中距理论的要求,对农民子女上大学这种代际流动进行粗浅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见教大方。

  (一)关于代际流动的方向判定标准。指的是以什么社会标准来衡量子代比父代的社会地位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因为代际流动是反映社会成员在不同代之间完成的社会地位的改变,所以,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即社会分层标准也应该是代际流动的方向判定标准。具体到农民身上,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存在着森严的社会二元结构,农民处于次级结构中,成为社会主级结构的成员可以称得上是根本的社会地位转变。所以在这一时期,以户口为主的身份标准成为衡量代际流动的主要标准,由农业户口转化为非农户口,由农民成为城镇居民,其他的社会资源如收入、福利待遇等一应俱全,社会地位可获得全方位的质的飞跃。但是,90年代中期来,随着改革的推进,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我们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有了很大的松动,身份变了户口变了,不再象以前那样给人们带来普遍的社会资源收益,因此,身份标准也不再是判定上向代际流动的主要标准,而更实在更直观的物质性内容成为关键,货币收入就成为衡量上向代际流动的主要标准,在农民的眼里,当一个富裕农民胜过做一名贫困市民。

  (二)关于代际流动的代际公平问题。在这种代际流动发生时,农民父母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完全承担了流动成本,而且这些流动成本往往超出了他们的负担能力;孩子在上学时,无力负担这些成本,至于毕业后成家立业,是否有能力或自觉性去承担还说不准。而他们毕业后,一般来说获得一定的货币收入和城镇生活条件,无疑是代际流动的受益方,父母对其中的部分收益能否获取也是不可预知。这就形成了成本与收益的代际背离问题,产生了代际不公平:子女享有必然的收益和负担可能的成本,父母享有可能的收益和负担必然的成本。这样的代际流动,带来了损益的"代沟".为了填补这种"代沟",回报父母的巨大奉献,即使不能完全实行"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子女也应该将更多的收益向父母转移,以使父母的可能收益变为现实,使自己的可能成本变为现实。但是,在家庭内部,我们习惯的是亲情,是父慈子孝,而不是契约和算计,所以,收益的转移最终取决于子女的自觉意识和责任心,父母只能带着盼望的心态处于被动的地位。

  (三)关于代际流动的决策主体问题。农民子女虽然是代际流动的主体,却不是这种流动的决策主体。在代际流动发生时,在事关家庭兴衰的重要关头,父母仍是决策主体。因为子女年龄小,对父母的依赖很强,本身缺乏主体意识,而父母在这个时候更能以他们的经验和思维水平,通盘考虑,长远规划,做出符合家庭利益的选择,子女的个人发展往往受到影响,在这个时候,子女也大多认可和接受父母的决策,象个案5小红那样,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敢于坚决抗争的孩子,在农村毕竟寥寥无几。我们无意去指责这些父母的决策,也许这种决策有助于实现他们家庭的"帕雷托最优".在这里,不能不想到斯科特的"道义经济"理论。在斯科特看来,"安全第一"是农民的决策原则,农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安排,为避免经济灾难,往往不敢做出冒险的决策,他们不是不去进行计算,而是没有可能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注释:

  ①个案中的情况是笔者访谈时(2002年10月下旬)的情况,以下同。

  参考文献:

  石明磊:《农民:供孩子上大学又有什么用?》,《社会》,2000年第1期。

  任实:《希望多用些大学生》,《中国人才》,2002年第5期。

  张士菊:《农村青少年辍学的非经济因素》,《青年研究》,2003年第1期。

  何兰萍:《社会网与农村中的'新读书无用论'》,《社会》,2000年第7期。

  胡杰成:《农村中小学生流失现象探析》,《社会》,2002年第9期。

  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读书》,2002年第5期。

  徐晓军:《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双重机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青年研究》,2002年第6期。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

  http://news.sinohome.com/2003/02/10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社科部(邮编:264005)

  此文发表在《青年研究》2003年第6期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上网日期2003年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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