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
──《民主论坛》七年的“人类事务” 不知不觉间,《民主论坛》走过了7岁生日。每期之后,都有一句
“让中国人从内心里面发出文明得意的微笑!”这办刊的宗旨可谓一
目了然。其主编和投资人远在大洋彼岸,距中国大陆有万里之遥,为
什么会醉心于“让中国人从内心里面发出文明得意的微笑”?刚读完
许良英先生惠寄的《走近爱因斯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第
一版),不知怎么就从《民主论坛》的这一宗旨想到了爱因斯坦,又
从爱因斯坦想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想到爱因斯
坦为和平、为自由、为民主、为人权,为了人类这个崇高理想的不懈
努力,想到了《民主论坛》对民主七年如一日的追求。
对民主,爱因斯坦在1930年《我的世界观》中说:“我的政治理想是
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
偶像。”对人云亦云的“国家”,他说:“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
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
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他
在1931年发表的呼吁限制国家主权的《主权的限制》一文开头便提
到:“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德国政府最近
决定要把这个信条镌刻在政府大楼上作为2005“爱因斯坦年”的庆祝
活动之一。对当今世界上那些所剩无几、挟“国家”以令“诸猴”的
“爱国”者,不啻一记重拳(许良英《走进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奇
迹年探源》)。
《民主论坛》的主编洪哲胜先生是一个被扣上了“台独分子”恶名的
人物,一个甚至被同一阵营中“民运精英”也予妖魔化的人物。一如
当年被纳粹及其帮凶口诛笔伐四面围攻的爱因斯坦。同是以“7.1”
为生日,同样标榜民主,谁能经得起历史的测验,人们心中自有一杆
秤。同样以民主为政治理想,《民主论坛》和爱因斯坦的心是相通
的。
希特勒上台后对自由知识分子大肆迫害,1933年3月爱因斯坦发表了
“只想生活在”实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
等”国家的声明,向希特勒无比热爱的“国家”道了声“拜拜”。但
对“人类事务”,爱因斯坦在致挚友冯.劳厄的信中说: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意义
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这种克制岂不是缺
乏责任心的表现?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Ciordano
Bruno)、斯宾诺莎、伏尔泰(Voltair)和洪堡(Humboldt)也
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么样呢?我对我所
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
服务。”
许良英先生评价爱翁这段话是“浩然之气沛乎寰宇”。《民主论坛》
唯民主是务,耕耘不懈,出资人的近百万美元,其含金量比之诺贝尔
奖基金亦毫不逊色。套用毛泽东一句话,《民主论坛》是民主的播种
机,是民主的扩大器,是民主的CPU,是所有追求民主人士的公
器。《民主论坛》所做的,正“是在为人类服务”。
1931年,日寇侵占东北三省,爱因斯坦极力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
制裁,迫使日本退军。1932年陈独秀被捕,1936年“七君子”被捕,
他联合英、美知识界知名人士表示申援(许良英《走进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奇迹年探源》)。7年来,《民主论坛》是千万铁屋中人既
借以了解外面世界也借以了解国内真实现状的一扇窗口;是鼓励怯懦
者前行敢说真话、专戳皇帝新衣放言无忌的童子。他为所有了解到的
文字狱鸣冤叫屈。他是大陆民主化进程的酵母和催化剂。节衣缩食,
没有节假日,说起洪哲胜先生为《民主论坛》付出的心血,我想到邱
吉尔的一段名言:“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
泪和汗水。”到中国赶上世界潮流的那一天,对“中国人从内心里面
发出文明得意的微笑”和“……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
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
和卓越的东西。”我们也许才能有真正透彻的理解。(2005.7.8草)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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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背叛宪法.践踏信仰自由
──为蔡卓华先生呼吁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起诉蔡卓华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蔡卓华没
有经营,那来的“非法经营”呢?蔡卓华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是
守法的基督徒,他是按宪法做事的,公民有信仰和出版的自由。再说
他印刷的圣经都是正版的,是受国际圣经公会和国内教友们的委托,
印刷了圣经和本信仰的有关资料,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将圣经和有
关资料赠送教友们,作为非卖品而赠送他人,怎么就成了“非法经
营”呢?政府长期一来,对教会进行严管,打击公民的信仰自由,是
对文明、公正、博爱、自由的严重践踏,政府这一做法,是社会不稳
定的因素,也是社会不和谐的原因之一。
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在背叛宪法的同时,也背弃了1989年10月5日中
国政府在联合国向全世界所作的承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18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
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
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任何
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显
而易见,中国政府行为侵害了蔡卓华先生的信仰自由。我们讲的自由
平等,应是所有不同信仰的人在同一宪法下,人人享受信仰自由平等
的权利。基督教不是什么邪教,也不是什么瘟疫,基督教是教导人们
做人要有良知、善良、真诚、公正、正直、宽容、博爱、和平。这有
什么不好呢?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假、丑、恶,为什么中国政府对此过
不去呢?
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制度出了问题。中国的一党专制不允许信仰自由,
信仰自由是对共产主义的最大威胁,所以,中共这50多年是咄咄逼人
的,要么给以恐吓,要么让你不得翻身,永远失去自由。中共的“保
鲜”,并不是现在提出来的,自中共建党那一天起就不断地“保鲜”
了。它不断要对党员进行恫吓,它不断地对人民进行欺骗;它对所有
党员和人民是不信任的,因而,历史上中共的所有“保鲜”,致使许
多人遭到不幸。不论你是党内,还是党外;不论你信仰还是不信仰,
都不可避免地被“保鲜”套住,只要是在这个制度下生存的人都无一
例外地受到伤害。所以,在中国悲剧不断上演,但并没有阻止那些执
着追求信仰自由的人,正是这一执着精神,使中国向着现代文明社会
不断演进着,尽管她是那么缓慢,但她还是成长了。
长期一来中共把大量党的学习资料,充斥到企业、机关、学校、部队
甚至教会中,并垄断报纸、电视和电台及所有宣传机器来灌输党的教
旨。而把其它宗教信仰严管限制在“三自教会”中,“三自教会”之
外的宗教信仰活动,都被套上非法,这公平吗?宪法纸面上写的公民
信仰自由,我们时常发现现实生活中,却被剥夺得体无完肤了;我们
听到的那些自由漂亮话语,却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是恐吓;在现实
生活中我们看到那些信仰自由的人们都遭到了不幸。原因就在于政府
在背叛宪法的同时,制定了限制人们自由的各种规定和条例,涉嫌违
宪的这些条规被人们称之为恶法。正是这些恶法,导致社会危机四
伏,使之社会状况恶性循环。
希望政府不要再坚持敌对思维,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不要再继续与人
性对抗,废除恶法,确立司法独立,现在改变蔡卓华案的做法还来得
及,不然,政府将会受到基督教信仰者们的不断抗议,他们更大的维
教活动从此而展开;不仅如此,也会受到来自世界各国基督教会的不
断抗议。
(200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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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才的哥哥王有华被非法剥夺
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资格 背景
2005年5月,浙江省富阳市胥口镇里坞村开始了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
作。5月13日,选村民代表。5月17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由村民代表
组成村民选举委员会。会上,胥口镇住里坞村选举指导员孙银柱同志
拿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里坞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念了一遍,
问“大家是否同意,同意的就请举手。”代表们出于对小孙的信任,
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就都举了手通过了。
不想6月2日经过初选后,据传由于在1年前王有华因里坞探矿的“群
体性事件”被刑事拘留过,在6月8日竟然用《里坞村村民委员会选举
办法》第11条的规定取消王有华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资格,知道情况后
王有华等许多村民都觉得不服,咨询了许多律师和其他懂法律的人
士,最后决定用法律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5条“以威胁、贿赂、
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
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
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
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
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的规定,2005年6月11日起,向
多个部门进行了举报,现各部门已将有关材料下转到胥口镇,拖而不
决。
举报信举报代表人:
王有华,男,汉族,出生于1963年6月15日,农民,住浙江省富阳市
口镇里坞村,联系电话13362181821。
举报代表人:
胡立安,男,汉族,出生于1962年4月12日,农民,住浙江省富阳市
口镇里坞村,联系电话13868153383。
被举报人:
胥口镇里坞村村民选举委员会。
事由:
非法剥夺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初选候选人资格。事实与理由:
2005年6月2日,富阳市里坞村举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初选,共有
993人具有选举资格,初选结果村主任票数为:王立平获得536票,王
有华获得435票,钱火金获得6票,王有才获得4票,方新民获得1票;
村委员票数为:王根林402票,芳新民398票,胡立安312票,范校义
238票,钱火金205票,王春来76票,吴志良62票,袁小中4票,方平1
票。
但在2005年6月8日公布的名单中已经取消了王有华的村委会主任候选
人资格,其理由是《里坞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11条的规定。举
报人认为该规定违反了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12条、《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12条的规定,即只有依法被
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才能取消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而关于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8条的规定,只有法律才能规定予以剥夺,即使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
规和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也无权剥夺。
怎么里坞村村民选举委员会就可以依据自定规矩剥夺王有华的被选举
权,同时实际上也侵害了初选投票支持王有华的435人的选举权。
所以我们特向富阳市人民政府举报,希望依法公正处理此事,并将处
理结果书面答复举报人。
此致 富阳市人民政府
抄送 富阳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举报代表人:王有华(签名)胡立安(签名)
2005年6月11日
附一、关于取消王有华村委主任候选人资格的公告(复印件)一份;
二、举报代表人王有华、胡立安身分证复印件各一份;
三、全体举报人联名签名(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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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关于取消王有华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资格的公告
里坞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转〈省委
组织部省民政厅关于认真做好2005年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
作的意见〉的通知》和《里坞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对提名产生的
候选人进行了资格审查。
依据《里坞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11条的规定,王有华同志不符
合村委会成员候选人资格,经胥口镇选举指导小组审核,取消王有华
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资格。
里坞村村民选举委员会
(盖有“富阳市胥口镇里坞村村民选举委员会”印章)
2005年6月8日。
附二:关于非法取消王有华村委主任候选人资格的
里坞村村民举报人签名(共286人,
不包括外出而不能签名有家人代表者15人)
钱立新、朱一婷、钱碧第、钱阿娜(中共党员)、潘小娜、钱火金、
许根儿、王雪平、蒋有军(村代表)、孙春莲、陈水兰、王士民、
何跃芬、王为民(中共党员)、王桥洪、赵发凤、王平、王平飞、
郑利华、王福海(村代表)、范明儿、王健良、罗长荣、袁火亮、
王新发、王纳新、王再新、王亚元、袁风梅、袁立明、赵素娟、
袁平、袁成、王梅周(村代表)、王秋波、王学成、许根娜、
王永芬、方全洪、王健银、方小洪、方树清、王福英、王春波、
\申屠、王平、赵岁娟、王海波、王梅军、王飞呈、王玉珠、
王方元、王梅平、王赵军、赵全松、王水琴、王学军、陈桂连、
王官锡、陈金儿、王士丁、章爱芽、王银儿、王银花、王有根、
朱荣兰、王文武、王文雅、王和永、邵阿英、方永生、方永民、
吴德兰、方克政(村代表)、许小英、方燕、方燕芬、王木强、
蒋瑞香、王福楚、范月儿、汪香香、方克顺、俞延娣、王美英、
许生华、蒋一春、闻春儿、王雪春、王中华、王根芽、王荣富、
袁连英、王小苗、王月琴、王生平、闻生芽、王学军、王健儿、
王福三、王美根、陈忠元、庞菊琴、王建洪、张云花、
吴裕文(村代表)、王菊梅、夏金玉、骆贞祥、吴玉林、方志花、
吴道忠、方红琴、吴道明、吴银春、吴玉英、欧玉香、陈明元、
袁云儿、庞召京(村代表)、吴宇英、庞连军、庞根军、陈洪林、
陈红群、陈维华、方爱花、袁爱玉、陈力刚、陈林海、陈海群、
郎方娥、袁长风、陈国明、方生元、陈元香、方强、方琴、方新庭、
林菊群、方晓云、方晓军、方新有、童庭花、方国祥、潘小儿、
方生民、王菊连、徐志清、王凤英、王新强(村代表)、王国海、
黄春女、王新和、祝宝惠、方有花、王新庭、程鉴英、王鸿、
方新平、祝冬英、袁王明、王小颜(村民代表)、王梅儿、
王小海(村民代表)、吕东英、王银祥、王清、王水海、朱荣娟、
杜福香、吕德春、夏雪民、王桂然、王木根、王来兵、马玉娟、
方美娟、范和兵(代表全家5人)、王有庭、王有龙、王德夫、
王和香、胡锡文、高亚萍、屠德洪、屠丽芳、屠路生、王工女、
王东、王桂祥、方如爱、吕高贤、郭英娜、罗旺英、王德华、
林彩香、王银生、彭火金、王仕连、彭乔娟、朱体元、彭火英、
袁小娜、范仕义、方克之(村代表)、徐火■、
袁金荣(代表全家5人)、袁阿通、袁来根、袁立清、张香玉、
方克忠(村民代表)、方军红。邵三玉、方生宝、许国安、许小华、
许小芬、丁荣云、王友平、金多、王丽娟、王丽琴、王旭峰、
吴春花、王绍平、应丽芬、王火英、王来洪、王小洪、方红兰、
王林根、徐宝贞、王平儿、王秋芳、王永根、袁芙蓉、王鑫芽、
王君芬、胡中平、王其根、胡立忠、范仕新、郎爱莲、胡相林、
胡立群、范强武、胡立洪、胡小群、章满娟、徐军连、方美芳、
范丽英、袁春花、李冬香、洪林霞、游荣梅、胡江林、曹庆荣、
袁国平(共7人)、胡国林、徐拴、袁品炎、袁云兰、范士良、
范小芳、范林松、方仙花、范仕军、吴招娣、徐木忠、王新建、
丁美君、王洪军、王爱英、王生平、张乃村、吴玉萍、张飞燕、
范戎恬、范贤儿、范仕兵、方素君、胡立平、胡孝军
附三:《里坞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11条的规定
选民应当推选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廉
洁公道热心为村民服务;具有办事能力,能独立完成工作任务;开拓
进取,懂经济、善管理,能带领村民勤劳致富;年富力强,具有一定
的文化科技知识的选民为村委会成员。
下列人员不宜选为村委会成员:
1、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但在服刑的,缓刑的,免于刑事处罚的,
3年内受到过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
2、正在劳动教养的;
3、刑满释放和劳动教养期满不足1年的;
4、近三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未执行处理的;
5、长期患病不能正常开展工作的;
6、违法违纪,给群众造成恶劣影响的或3次以上违法违纪受到处
罚的;
7、拖欠集体承包款尚未结清的。
附四:有关法律和法规对选举权的保障、
对剥夺选举权情形的限制性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2条“年满18周岁的村
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
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
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2、《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2004〕》第12条“年满18周岁的
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
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选民的年龄计算时间,以本村选举日为准。选民出生日期以居
民身分证为准;无居民身分证的,以户籍登记为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
处罚;……”
(2005年7月8日组稿于浙江富阳)
〔提供者:(美国)蔡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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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者的权利,谁来维护?
──李建强《律师,一个危险的职业》序 建强兄新著《律师,一个危险的职业》即将付梓,无论如何,这都是
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一、
和建强兄相识已近两载,说起来还得感谢网络。当时中国网络发展风
云际会,荡涤出不少思想火花。建强兄凭借一枝雄笔,纵横捭阖,指
点江山,以“刘路律师”为笔名,在《关天茶社》等国内知名论坛发
表了不少针砭时弊的宏文。一个偶然的机会,拜读建强兄那些描写胶
东半岛乡土风情的作品之后发现,建强兄竟然是我的同乡兼校友!字
里行间浓浓的乡土气息,使远在千里之外的我感受到了家的味道。也
就是从那时起,我不仅觉得“鸡蛋”好吃,而且有看看“下蛋的母
鸡”的想法──免俗很难,我是俗人,自不能免俗。
2004年冬返乡探亲,借送崔卫平先生译作《哈维尔文集》之机,和建
强兄第1次见面。此前,有在机关工作的朋友,善意提醒我,由于某
些敏感原因,和建强兄交往要小心。但这更激发了我的好奇──这到
底是个怎样的人物?
终于,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咖啡馆里见面了,而且一聊就是3、4个
小时。从人生经历到职业感悟,从故土齐鲁到泱泱中华,谈故论今不
一而足,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言谈之中,感觉建强兄天生是一个文人
气甚浓、豪侠气甚浓的律师:虽不乏狂狷之气,但更多是分条缕析的
法言法语,激情而不失理性,有理想而不乏现实感。窃以为,他要是
不思考、不写作,简直白白浪费了上天给他的恩赐。当时我就建议
他,如果有机会,最好能将一些思考和看法汇编成书。
之后,生活一如既往。有时他来北京办案,有时我回青岛旅行,大家
偶尔一聚。更多的交流还是在网上。看着他笔耕不辍的同时保持着鲜
活的思想,日积月累,我就想,建强兄出书,应该是时候了。
二、
律师是一个危险的职业,书名如是说。但我对集体名词的整体性判
断,总有种先天的怀疑:月有阴晴圆缺,人有三六九等,所有的律
师,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处于危险中的吗?
在一般人心中,律师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首先,在于不菲的收
入;其次,在于能够游刃有余地穿行于公检法司等要害部门,结识不
少达官贵人;再次,还能在法庭上指点江山,成为正义的守望者。虽
然这样朴素的认识存在不少问题,但它反映了老百姓对律师的理想化
期待。所以,大而化之,律师首先是一个体面的职业。
了解中国律师行业的人知道,用“良莠不齐”来评价中国的律师界,
应该不失大体。一方面,中国律师界不乏张思之、莫少平、浦志强等
敢于为民生代言,为权利而斗争的律师,──我称他们为“维权律
师”。另一方面也不乏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小人之辈,我称他们为
“唯财律师”。当然,还有第3种律师介于两者之间:在中国独有的
畸形司法体制内,艰难地生存着;他们为别人维权,但是却很难抵御
来自体制的侵害──除非他们可以放弃良知和对正义的追求。
并非中国所有的律师都是危险的。他们所面临的危险系数,由高到
低,基本可以按照这样的顺序排列:维权律师──第3种律师──唯
财律师。排序越是往后,危险系数越低。甚至有律师根本就不存在所
谓风险──他们本身已经成为既得利益的享有者和现行体制的维护
者,体制怎能对他们构成直接的危险?
所以,“律师,一个危险的职业”中所指的律师,确切是除了唯财律
师之外的律师,尤其是维权律师。而李建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本书收录的有关杜导斌、罗永忠、黄静等内容,就是最好的注脚。
三、
律师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现行体制,大致可分为执业风险和政治风
险。
所谓执业风险,就是在办理律师业务过程中,由于律师的特殊身分所
面临的法律上的风险。对于长期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来说,最反感的
莫过于刑法第306条所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在刑事诉讼中,辩护
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
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基于此,
有人发出了“如果你要搞法律,千万别当律师;如果你要当律师,千
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取证人证言;如果这
一切你都做不到,你自己就到看守所报到吧”的愤懑之语。不过关于
刑法306条的规定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这
样的情况会通过修改立法而有所改观。
与执业风险相比,律师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或许更加令人头痛。毕竟,
执业风险在明处,从事律师业务时小心便是;而政治风险在暗处,让
你防不胜防;好多政治风险其实来自某些要害部门的潜规则,甚至某
些个决策者的一句话,而这些往往与法无据。有时候律师按照法律开
展业务,往往由于触犯了这些潜规则或者当权者的私人意志,而遭遇
以集体名义做出的政治风险。一旦遭遇政治风险,律师也会犯迷糊:
这样可怎么维权?可见,政治风险往往使律师也无可奈何。建强兄被
没收律师证的遭遇,应该就算是“政治风险”吧!
所以,执业风险也罢,政治风险也罢,律师一旦遭遇,都将遇到一个
悖论式难题:维权者的权利,谁来维护?
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有朝一日,随着体制的改革,让它不再成为一个
问题──到那时,法治昌明应该不再遥远……
四、
维权律师是行走在天堂与地狱边缘的人,然而,行走在这个边缘的人
又不仅仅是他们。放眼望去,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残缺不全的世界上,
这样的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仅是律师、记者、专家、学者等所
谓体制边缘群体,也有官员、警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典型的体
制内中人,还有更多的普通民众。在这些群体中,都不乏类似的佼佼
者。而这,都是中国转型社会值得期待的力量。
我是不太在意所谓“体制内外”这样的划分的。因为,当你打开一扇
窗子,清风扑面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注意到,窗子也限制了你的视
野。所谓体制,就是这样的一扇窗子。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同
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现在的主流话语,往往将中国社会的问题归结
于体制。那么我要问:我们每一个人与体制究竟是什么关系?
苦难见识得多了,内心常常生发一种大而无当的无力感、无助感。前
几天承蒙贺卫方先生款待,席间也曾谈及,不料先生也有同感。这种
无力感和无助感,在我看来,恰恰就是病态的社会体制的产物。所以
仔细思量,我们都是体制的受益者,我们也都是体制的受害者;我们
是喝狼奶长大的,我们也都是狼所戕害的对象。所以,也就是从这个
意义上说,我们都有罪,我们都应该忏悔!所谓体制内外的划分,实
在是不利于我们结识更多的同道中人,推动社会转型的。
大半个世纪之前,胡适先生曾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如今,数十年
过去了,先生言犹在耳,而中国仍止步不前,甚至有开倒车之势。反
思这段历史,每一个关注中国的有识之士是否应该反思:我们向往一
个自由的、民主的、人人平等的社会,那么,这样一个社会是由什么
样的人来铸就的?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建设这样一个社
会的合格材料?我们与“合格”标准还有多远?……
与狼共舞,与虎谋皮,从来都是高难度的绝活。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
人不仅要有胆识,更要有无穷的智慧、宽广的胸怀和锐利的武器。在
推动中国社会前行的路上,我们是否准备好了?
五、
古人曾讲,大丈夫处世,当有“立德、立功、立言”三大要事。对于
律师职业而言,最佳的“立德、立功”莫过于在业务中为当事人的权
利和合法利益谋划;“立言”标准似乎有些过高。但正如前文所说,
对于建强兄这样一个表达欲望极强的人而言,如果不留下一点文字,
那就是在挥霍上天恩赐他的天赋了。
但是,从内心说,我并不认为《律师,一个危险的职业》的出版,就
是建强兄的“立言”之举。我宁可看作是他在从事律师行业这几年中
的心灵日记,我宁愿看作是他对自己生命中一段路程的阶段性总结。
因为,在这本书中,作者更多的是在给读者“说故事”,间或才阐发
一些感想。而且,我也相信,建强兄也未必愿意别人如此“拔高”他
这样的文字,因为,他心中应该还有更多值得开采的资源。“终点又
是新起点”,我们有理由期待建强兄新的作品,或许,下一部才是他
的“立言”之作?……
我们看得见理想,我们也看得见现实;我们看不见的,是从理想到现
实之间的路;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走下去,因为,“在路上”是我
们永恒的生命状态……
仅以此与所有关注中国法治进程、关注社会转型的人们共勉!
是为序。
(2005.7.5于北京)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部记者)
〔原载《自关天茶舍》。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7.8 04:41;
http://www.n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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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定州血案采访手记
7月5日中午12时,我们到达定州县城。由于来接我们的村民都没有手
机,只好轮流在出站口等我们。好在没有什么波折,我们跟着村民上
了他们的车,开往绳油村去。村民告诉我们,整个村子自案发后一直
处在戒严状态,定州市的警车守在进村路口,没有他们接,我们根本
没法安全进村。全国各地的记者,被软禁在定州某宾馆里的仍有几十
名,包括凤凰卫视的两位记者,这使我们的心情沉重起来。
绳油村在定州西南约30公里,行车约45分钟。我们选的时间比较好,
中午堵在村口的警察大多回县城吃饭了,只留下两个人守着警车,见
是村里的车,并未盘查,我们坐的车直接开进村里,我松了一口气。
在村口转弯的地方,远远可看见国华电厂。我拿出相机,躲在车窗里
拍了一张照片。电厂的两个大烟囱冒着浓烟,可见血案之后,电厂没
有受到什么影响。
到一位村民家里,简单吃了午饭,和北京的律师团通了电话,简单讲
了一下村子里外的情况;又给北京的记者朋友打了电话,报了平安。
下午2点多钟是天气最热的时候,该有40多度。我们估计村中的监视
可能有所松懈,就出了村民的家门,往村大队走。
大队在村中心的一个大院里,院中间用白布撑起了一个灵棚。灵棚前
面扯起了一个条幅,上面写着“为了执行中央土地政策为了全村群众
的利益而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自从血案发生之后,村大队是绳
油村抗争的中心,六间办公室都改成了死者的灵堂。死者家属和自发
组织起来的村民,日夜守在灵堂周围,保护死者的遗体。
带我们进村的村民和守灵的村民讲明了我们的身分,我们被获准进入
灵堂。6间灵堂的格局都差不多,中间用白布隔开,白布前面对着门
口是供桌,桌上摆着死者遗像和香炉。白布后面是冷冻的冰柜,里面
冷冻着死者的遗体。
我们在死者灵前一一上香鞠躬,然后开始拍摄。当洛洛拿着DV机走到
灵棚门口,准备拍摄那条条幅时,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大院外走进来
上厕所,发现了我们,匆匆走了出去。过了几分钟,就有10几名衬衫
皮鞋的人聚到了大院门口。因为怕激怒守灵的村民,不敢进入大院。
村民告诉我们,这是定州市八大局“蹲点”监视的人。
我们躲进灵堂里面,把相机当成望远镜,看外面的情况。大约对峙了
半个小时,门口的人没有走的意思。我看见一个人掏出手机打了个电
话,觉得不妙。若是守在村外的警察进村,恐怕难免一场冲突。这时
一位大婶进来,叫我们不要怕,说她在喇叭里喊一声,全村村民都会
来保护我们,只要有老百姓在我们就不会出事。我心里一热,几乎掉
下泪来,赶紧让她不要惊动其他村民,告诉她这样对村子、对我们都
没有好处。
聚在大院门口的便衣有些焦躁,可能在办公室里呆惯了,受不了外面
的高温。我灵机一动,走到院门正对的一间灵堂里,跪在遗像前烧了
几叠纸,用身子挡着门外的视线,拿出一瓶驱蚊水滴在手心里,在两
眼上狠狠揉了几下,转过身来,已是泪流满面。我们挽着那位大婶,
装成死者家属,往院外走。走到大院门口,转过脸去狠狠盯了他们一
眼,他们大概被我吓住了,没有上前盘问。院里的几个村民也随我们
出了大院。
我们在村里的小巷中七拐八拐,进了一户村民的家,主人把我们迎进
去,把门紧紧锁上,我们松了口气。(今早村民告诉我们,那天中午
有4个人企图跟踪我们,被闻讯赶来的村民拦住了)我们感到了危
险,决定先休息一下,天黑以后再行动。
一位村民代表拿来了一些材料给我们看。有定州原市委下发的部分文
件、村民代表的联合证明,以及关于国华电厂自去年开始征地,不断
袭击村民的记录。我选出有价值的几份,用相机拍了下来。
在一份《“(原)定州市委解决绳油村问题工作组”给村民的公开
信》中,我们看到了以下字句:
“……对背后鼓动捣乱、煽动不明真相群众上访、告状,惟恐天
下不乱的造谣生事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决不
手软。总之,绳油村的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工作组就一天不收
兵;电厂灰场一天不按时进场,我们工作组就一天不收兵,不达
胜利,誓不罢休!……”
把老百姓诬为“背后鼓动捣乱、煽动不明真相群众上访、告状,唯恐
天下不乱的造谣生事分子”已经见怪不怪了,说不定出村之后,这就
是给我们准备的罪名。让我惊异的是,这封公开信的字句竟然如此露
骨。现在原定州市市委书记和风、市长郭振光已被免职并开除党籍,
原绳油村书记牛全战曾在逃,现在已经回到定州。“全村人恨的骨头
痒痒。”村民们告诉我们。
就在我们去的前一天晚上,有人冒充村民代表从定州县城打电话给死
者家属,要他们晚上埋人,说问题已经解决,要他们去县城。幸好另
一位村民代表觉得不对,拦下了死者家属,后来才知道是骗局。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嘉、韩朴鲁写于6月23日的报道中称,“定
州市已经组织了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法律援助团,帮助死伤村民打官
司。”但是村民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法律援助团根本未给村民提供
什么援助,只走了个过场就不管了。
在2004年3月15日《定州市支电办关于定州电厂占地有关情况的说
明》中,我们发现,有关工程共占用土地378.9945亩,征地款共计
586.69万元(含青苗补偿)。而据《土地法》47条规定,土地补偿费
和安置补助费应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0倍至30倍,青
苗补偿另计。(这块地是机耕地,而报上去的是黄沙地)村民告诉我
们,这400亩土地种的本是梨树、杨树,每年约有1,500元的收入。我
们按此数字粗略计算了一下,586万元是国家规定的最低补偿标准,
且未计入3千余棵梨树、1千余棵杨树的补偿。而直到今天,村民拿到
手里的钱只有每人2,000元。
村民们说根本不知道他们该拿多少补偿款,我们把从北京带来的《土
地法》小册子送给了他们,并要了一位村民的通信地址,打算回去后
把中央、河北省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寄来。在中国,不知还有多少
象绳油村民这样,被基层干部所蒙蔽,甚至连这些文件都见不到,就
糊里糊涂丢掉了土地。新中国的政权本是从农村走出来,这60年,已
经走得太远太远了。
晚上9点多钟,村里的喇叭突然响起来,要大家都到大队大院里去。
一位村民赶来告诉我们,县里来了20多辆车,几百个人,逼死者家属
埋人,要我们呆在家里不要出去走动。
村民与县上的人僵持到晚上11点多,后者才离开村子撤回县城。村子
里一片黑暗,我们借着星光往大院走去。这时候一部分村民已经回
家,聚在大院里外的大约还有200多人。我们悄悄走进大院,采访了
几位死者家属。
血案当天袭击者来不及带走的凶器,被村民收集起来,锁在大院仓库
里,一位村民代表给我们打开了仓库。装在几个编织袋里的有钩镰枪
(将铁管一头削尖,焊上镰刀)、灭火枪、灭火器、打断的木棒、双
筒猎枪的子弹壳、袭击者留下的头盔和迷彩服。我们一一拍照录相。
回到村民家中,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晚上屋里闷热得难以入睡,我们爬上村民家的房顶,这一天疲惫不
堪,躺下就睡着了。
凌晨4点多,天蒙蒙亮,我们爬起来去看血案现场(即前述的400亩
地)。地在村子的南(?)面,离村子大约1公里。
事隔近1月,这片土地仍然散发着血腥的气息。村民们搭的500多个
窝棚仍在。1年来,村民就在这块土地里生活,甚至2005年的春节,
都是在地里过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对他们的土地垂涎已久的
人,这次会如此的丧心病狂。
在现场,我们见到了几辆被烧毁的摩托车,染着血迹的衣服,被烧毁
的窝棚……可以想见当时的一幕是何等惨烈。
400亩地的东面,是一条公路,当时袭击者的车就是从这条公路开来
的。村民们挖出的2米宽的壕沟,不少袭击者一跃而过。村民们猝不
及防,在300余分成几队全副武装的袭击者的血腥攻击下,死亡6人,
重伤62人,轻伤不计其数。
我在地里找到几棵梨树的树桩,数了数年轮,树龄约有7、8年,该是
长势最旺的时候。
在地南头,我们发现有辆警车还停在公路边上,车旁有几个人。借树
林的遮挡,我们用远焦拍下了他们的镜头。
听说我们来了地里,一位70多岁的老人匆匆赶来,要跟我们讲这块土
地的事情。我们坐在一个窝棚后面,听老人哭诉。这400亩土地,现
在已经是村子500多户人唯一的生存依靠。
拍完现场以后,已是凌晨5点多。我们决定,趁县里的人还没到,迅
速离开定州去新乐。几位村民自告奋勇送我们,我们坐上来时的车,
把相机和DV藏在隐蔽处,往村外开去。
新乐市(原长寿县)距村子约40多公里,属于石家庄辖区,定州政府
部署在该地的力量相对薄弱。血案发生后,也正是新乐120先来到现
场救治(定州120直到案发后5个小时才到现场),所以大部分伤者都
住在新乐医院。
车行约1小时,到了新乐人民医院。定州派来监视医院的便衣一般8点
到,我们时间很有限。我让一位村民先进去与伤者打声招呼,如果被
便衣发现,就装成伤者亲属。
医院共6层,村子里的伤者大都住在4、5、6层的病房里。楼两头是楼
梯,中间是电梯。我和洛洛约定,他进病房采访伤者,我在外面望
风,一旦发现可疑的人,马上打他的手机。
在上到6层的时候,一位村民赶来说,公安局的人到了。我们迅速收
起设备,离开医院回到车上,往火车站行去。
到了新乐火车站,同来的村民们执意要送我们上车。我说人多引人注
意,劝他们赶紧回去。
进了车站才发现没有去北京的火车。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先坐长途
汽车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回京。由于时间尚早,我们准备先在车站
对面的一个早餐摊上先填填肚子。谁知刚坐下,就开来一辆警车,2
个警察从车上下来冲进了车站。我暗叫一声好险。
警车开走后我们上了开往石家庄的长途车,坐在车后面拉下窗帘。车
8点多开动,9点半到达石家庄。我们赶到石家庄车站,已是10点半。
买了11点多的车票,顺利地检票上车。火车开动,我们才出了一口长
气。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疾驰,我望着车窗外一片片农田掠过,油绿的玉米
正在吐穗。
60年前,在这片青纱帐里,流过多少血,死过多少先烈,而他们的后
代,那些世世代代耕作在这里的公民,正无奈的看着他们的土地一点
点丧失。
(2005年7月7日写于石家庄至北京T512次列车上)
(部分照片见:http://www.chuwangtai.com/dlog/
s...d=32&log_id=393)
(提交日期:2005.7.7 15:20)
〔提供者:(美国)蔡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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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蚊子腿上剥下三两肉
蚊子腿上剥下3两肉,这是昔日中国描写贪官污吏,对贫穷百姓盘剥
的写照。但是从当今中国社会来看,描写中共的贪官却是最为合适。
经济改革以来,中共虽然放弃了那种把小商小贩当作资本主义赶尽杀
绝的手法,已经允许农民进城卖他们的农产品,也允许城市平民,下
岗工人在街头巷尾摆摊做小生意。但是他们又打着整洁市容的名义,
以一种新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斩杀,使他们东躲西藏,一不小心被抓,
不是遭受毒打,就是被砸被罚。致使小贩们惶惶不可终日,生计无以
为继。
城市平民擦皮鞋这个职业大约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这种工作可以说是
城市平民求生的最低工作了,我们从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连环画
中可以看到,富人权贵对他们的百般侮辱,和警察对他们的驱赶殴
打。这些都已沉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对共产党所描写
那个社会不平的仇恨。然而曾几何时,我们的社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又回到了三毛那个时代,则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执法干部不但可以
公然殴打小贩,当众砸烂他们的借以维生的摊子,还可以对他们任意
罚款,将罚款纳入自己的口袋。并且令人非夷所思地想出,让擦皮鞋
的买他们统一的擦皮鞋箱,买他们统一的制服,以此盘剥他们,这种
异想天开的做法,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农民进城买瓜,好象历朝历代都没有被禁止过,可是到了共产党手里
也变了戏法,要他们在地头守着卖瓜,谁不听话不但要被打被关,西
瓜还要被打的个稀巴烂。在中共的精典电影“小兵张嘎”中,日伪汉
奸白吃小贩的西瓜,说“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付钱,吃你几个烂西
反还敢叫老子付钱”汉奸的那付嘴脸,成为我们不可磨灭的印象。但
对比当今中共对卖西瓜小贩的穷凶极恶,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当今的
中国人大都没有在旧社会生活过,但对中共对旧社会的描绘却是耳熟
能详。所以现在只要中共干部进村,村民们就会大呼,“鬼子进村
了!”。那些在城里的小贩。一听到城管干部来了,就大呼“国民党
来了!”可见当今的中国老百姓已把中共看作是昔日的日本鬼子和国
民党。
中共这些年来通过经济改革,国家已经相当的富裕了,国家应当对城
市贫民和乡村苦农给于照顾帮助。但是,中共不但不于以援手,反而
对他们靡薄的收入横加盘剥,敲骨吸血,使他们无以生计,走投无
路。但对于那些富豪们,却是姑息养奸,对他们的偷税漏税睁一眼闭
一眼,甚至成为他们的看家卫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种行为实是
杀贫济富,使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昔日中共杀富济贫以号天下夺得
政权,今日中共以权成富,又以杀贫济富执政天下,贫富对立更甚于
被中共推翻的那个社会,从而使中共夺权,失去了他的合理性和进步
性。因此,中国社会一场新的变革也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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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蚀残年的政党
──写在中共建党84周年 人老了,身体组织的退行性变化和生活中许多不良刺激交织在一起,
不断地作用于内脏气管和腺体和血管,久之,就产生老年性疾病。按
人类的自然规律,84岁已是弱不禁风、步履阑珊的耋耋之年;对于中
共政权来说,84岁也成了反映迟钝、神经麻木、疾病缠身的“老朽”
虽然,人的生命迥异于变化无常的大自然规律,虽然笔者并不是宿命
论,但是,这个政党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庞大怪物已周期性地衰老
了,就象人类生命的结构一样,从肌肉组织到骨头,从外皮组织到内
脏,从血液到思维,无不到了风蚀残年。
动脉硬化症
人类的肌体衰老了,反映就迟钝了。医学上认为,脂肪类物质沉积到
动脉血管壁上而形成动脉血管粥样硬化,是脑动脉硬化、中气、心绞
痛、心肌梗塞等病源体。一个组织的“肌体”衰老了,就象老化了的
机械零部件,各个齿轮在磨擦过程中也是故障不断。
发生在黑龙江宁安市的洪灾以及应对机制,无不说明这一现象。6月
10日下午两时,黑龙江宁安市沙兰镇哀鸿遍野,截止6月20日目,洪
灾共吞噬了117条生命,其中105名小学学生。
我们且不说当地教育房改资金数十万元“去向不明”,被贪污挪用、
被中饱私囊的问题,仅仅从麻木的决策机制和老牛拉破车的应对程序
就略见一斑。明知道建于低洼下坡处的学校犯了自然之大忌;明知道
2003年房改时要垫高地基就会多一份应付自然环境的侵袭,多一些安
全感;明知道上游的堤坝应该加固,然而,他们冷漠而麻木的神经根
本不会考虑这么多,为的是偷工减料,为的是多捞取一些实惠,
事发当时,有一些村民还寄希望于地方组织,向沙兰镇政府打电话求
救,然而,沙兰镇政府无人接听电话;村民又向当地派出所打电话,
对方告知“正在办案无暇顾及”。据事后村民们反映,2个小时后,
派出所警员与镇里的干部才“姗姗来迟”参加村民们的救援。而这
时,村民们已奋勇地在洪水中救下了近200个孩子,另一部分无力求
助的孩子已被洪魔吞噬。问题暴露后的第3天,也就是6月13日,黑龙
江省、市官员“行动迅速”的将沙兰镇党委书记及派出所所长拘禁起
来,并借助各大报纸及网络信誓旦旦地表示:“是否渎职一周内定
论。”至今天已经14天了,还没有“定论”。即使是做出定论,也无
非是找出几个替罪羊而已,以此来平息沸腾的民怨,又能警告全国成
千上万的官员们麻木而冷漠的神经吗?
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在看到那么多孩子在洪水中遇难,“十分难过,”
他“痛心”地表示,“我作为省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示中央给
我处分。”然而,种无议于封建时代廷杖打屁股的“行政警告”和
“党内警告”,对于省长的位置有什么损伤?何况,即使北京方面给
张左已的一个处分,就能挽救中共整个体制老化了的动脉神经吗?
这个政党的麻木与冷漠是全方位的。据报载,洪灾是10日下午2点20
分左右发生,牡丹江市委书记马晓林得到消息已经下午4点多钟,离
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样重大
的灾情,市委书记竟然在灾情发生后的两个多小时才知情。这是官员
们的麻木,还是体制的麻木?是身为党员干部的行动滞后,还是老朽
的政党组织的各个机能迟钝?
老年性痴呆症
年老的人,由于体内血液不畅通,很容易患上脑血栓、脑液血等疾
病,导致半身不遂、脑细胞坏死等症状。中共组织也是如此,由于
“血液”不畅通,淤塞了血管,导致这个政党执政能力的“痴呆”。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1月21日,江西赣州市崇义县有关部门
为“整治市容”环境,于当天对县城的沿街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
者实施“收容遣送”。可是这些人并没有被送往救助站,而是被扔到
了邻县的荒郊野外,7名被扔人员中有5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家属
透露,那天同车被扔到大余县的7人中,有2人在几天后神奇地回到崇
义县城的。据一位叫“阿廖”的乞讨人员介绍,那天他正在一家超市
边上睡觉,一辆汽车突然开过来,下来几个人把他架上车。“当时车
里一共有7、8个人。车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后停了一下,穿制服的人给
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小筒半斤左右的圆饼干;又过了一段时间,车停
了,他们就赶我们下车,接着车就掉头跑了”
抓人用的那辆福田车是在县城里租的,车主叫李昌伟。据李昌伟称,
1月21日,崇义县巡逻人员和城建局干部租用他的车后,就开始沿街
搜索流浪乞讨人员,一共搜索到5男2女7个人,巡逻人员将他们强行
架上车,在民政局公职人员带领下,当天下午6时左右被送至大余县
浮江路边,又哄他们下车。而浮江路一面环水,三面环山,是一个荒
无人烟的深山。
事情暴露后,当地的民政部门解释说:“原本是要进行社会救助的,
由于政府财力有限,我们县里还没能设立救助站,所以就按原来一贯
的办法做了,各县都是这样送来送去处理的。”民政局还解释:当时
不知道“有两个是本县的”,但由于对方是精神病患者,“无法跟他
们交流”,也就错把这两个人给送走了。也就是说,按照惯例,都要
将外地来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遣送“处理”,不当心将本县两个人也
“处理”掉了。才造成这些麻烦出来,否则,会安然无恙。
这一事件以无可雄辩的事实推翻了“三个代表”的谎言,他们挂在嘴
上的“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的理论不攻自破。实际
上,这些高喊“以人为本”的党魁们、这些“三个代表”的“忠实”
实践者早已麻木了;其实,他们只有挂在嘴边上的“党性”,而没有
了人性。
帕金森症
帕金森病又称颤性麻痹,是由于大脑黑质中的多巴胺神经元受损,多
巴胺分泌不足所致;症状表现为:震颤、抖动、摇头、肌僵直、动作
缓慢、步态语言障碍、记忆力减退、全身乏力、面部表情呆板等。
中共对矿难的麻木,正与这帕金森症一样。其实,从党魁首脑们的愿
望来说,他们不希望死那么多矿工,但是,这个组织“年老体弱”,
再加上“病魔缠身”,面对矿难无能为力、力不从心。地方黑恶势力
与权贵们相结合的乱采乱伐、轻视生命、谋取牟利并非局部现象,是
无孔不入的权力寻租渗透到这个组织的整个“细胞”里面去了,所
以,面对层出不穷的矿难,这才政党才会“全身乏力、面部表情呆
板。”
6月中旬,国家安全监督局局长李毅中承认,中国煤矿产量占全世界
的31%,但煤矿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煤矿死亡人数的79%,每百万吨死亡
人数为3人,美国是0.03,波兰和南非是0.3,亦即中国矿工死亡率是
南非的30倍,美国的100倍。2004年死亡6,027人。在央视台回答记者
提问时,他不无遗撼地表示:黑心矿主要钱不要命,安全监管部门无
可奈何,下达了停工生产的命令,矿主们照样偷着生产,将矿洞查封
打了封条被撕毁,上了锁被砸烂。依照他的说法:是管理者鞭长莫
及,管不住那些矿主了。
大街小巷都能看到身穿制服、头戴大沿帽的警官、法官、检察官、税
官、工商管理干部、技术监督干部、安全监理干部等等数十个执法部
门管理人员娇健的身影,各式各样挂着特殊标致的专用车辆耀武扬
威,呼啸而过,然而,他们都要看领导者的脸色行事,都在忙着完成
罚款任务,忙着上级指令性工作,忙着吃喝嫖赌。他们对付个别异议
人士有办法,对付手无寸铁的维权人士有办法,对付法轮功学员有办
法,就是对付黑心肝的矿主“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与那些黑心矿
主早已形成利益群体,相互利用,共同干着欺上瞒下的游戏。所以,
封条被撕毁?锁头被砸烂就十分正常了。
在2004年里,先后发生了20多起重大的矿难事故,最少的死亡5人以
上,最多的死亡200多人以上,具有讽刺意义地是:一面是胡锦涛、
温家宝批示严查、严办黑心矿主和渎职官员,一面是矿难在接二连三
地发生,是利益熏心的矿主将胡温的批示当耳旁风,还是地方官员将
胡温的批示当耳旁风?政令不畅的原因是什么?就因为这个老化的政
党不仅患有脑动脉硬化、老年性痴呆症,而且患有“帕金森病”等
症。
神经衰退症
人老了,疾病缠身,神经系统会出现萦乱,很容易产生自卑感,自惭
形秽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害怕,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
复。老态龙钟的中共政权也是如此,对于知识分子和异议分子“说三
道四”恨之入骨,害怕得要命,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打压。
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会七窍生烟,朱元璋因为自己曾
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分子要揭他的疮疤,满族人总以为汉人借着
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蔑,所以,制造了层出不穷的文字
狱。不得人心的中共当权者也是如此,他们能容忍蟥虫般凶猛的贪官
污吏,能够容忍黑恶势力肆意横行,能够容忍权贵们操作的工厂残酷
地剥削工人,但是,就是不能容忍讲真话的作家、记者,不能容忍持
不同政见者。
文字狱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反而愈演愈盛。前两年被判罪的杨建利、
杜导斌、罗永忠已成定局,最近,又将师涛判处10年监禁,去年10月
被关押至今的赵岩,被逮捕的程翔、陆建华,以及张林,黄金秋都是
文字惹的祸,据大赦国际统计,中国的监狱里至少羁押着50名因言获
罪的中国作家和记者。
这个组织所代表的政权发展到目前为止,远远不只上述方面的病症,
可以说“浑身”有病。从后邓时代形成、江泽民时代愈演愈烈的贪污
受贿已覆盖全国,上下贯通的贪污腐败系统已成为无法根除的痼疾,
这是这个政党象老年人一样容易患上的恶性肿瘤;人们一切向钱看,
社会道德体系日益失效,特别是中国的大都市,已是个道德荒芜之
地,这是这个政党象老年人一样容易患上的耳聋、耳鸣;国有资产严
重流失、资源被权贵们控制、全国90%的财富被3%的人占有,造成35%
的人口还处于极度贫穷状态,这是这个政党象老年人一样容易患上的
“青光眼”、“白内障”症状……
置中共政党84周年之际,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要认真地思考一个严肃
地问题:一个“浑身是病”、“遍体恶疾”、“病入膏盲”的政党如
何带领人民创造新的文明?如何熔化到全球化主流的脉搏?显然不可
能!
(2005.6.27)
〔转载自《民主中国》;http://www.chinamz.org/。
提供者:(中国)曾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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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文化探究教师辱骂学生的深层原因
──教师辱骂学生与现代教育理念格格不入 ┌────────────────────────────┐
│ 作者是重庆市中学语文教师。她同时送来两篇来稿,都是在 │
│ 偌大中国找不到地方发表的作品。我们特将两文分别发表于 │
│ 本期和下期的《民主通讯》,让大家评评理。欢迎回应。 │
│ │
│ ──洪哲胜编按 │
└────────────────────────────┘
本学期初,新密市市直二初中语文老师曾给他们班布置了一篇作文,
题目是《令我感动的一位老师》,小华在这篇文章中,采用搞笑的手
法把朱老师写成“老猪”,然后又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形容了朱老
师。但没想到因此为自己招来了一顿臭骂。6月16日,英语课授课老
师朱某先后2次当众辱骂小华:“我咋着你了,你是不是个妓女?”
(据6月18日《大河报》)http://news.shangdu.com/14/2005-06-
18/20050618-832817-14.shtml
老师骂学生可能已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了,因为更严重的老师打学生
乃至打成重伤者也时有所闻。但在教育主管部门一而再、再而三的大
力加强师德师风的今日,还是经常发生老师打骂学生的事出现。这就
不能不从更深层次去探究其原因了。
这首先源于教师与学生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关系。教师高高乎在上,
他的话就是权威,他的所谓威严神圣不可侵犯。连所谓的搞笑似的侵
犯都不可以。这又使我想起了重庆市今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自嘲》
在如此高压教育环境下学生能够自嘲吗?这种不平等导致了所谓公平
公正首先在师生关系中就不能得以体现。教师对学生不公平公正,不
仅不能使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会损伤学生的心灵,甚至严重影
响到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生活使人们确
信,如果幼小的孩子得不到机会恢复对善良和公正的信念,他永远也
不能在自身产生人的感觉,永远也不可能体验到个人的尊严和情感。
这样的被教育者进入青少年时期会变成怨恨一切的人。对他来说,生
活中不存在任何神圣和高尚的东西。”
其次,这种不平等源于传统角色对老师的角色定位:即老师在学生面
前就是绝对权威者。这种关系,在传统教育中是一种畸形的师生状
态,即“权威──服从”的关系,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集教育者、管
理者、成年人、长辈、知识拥有者等身分于一身,具有绝对权威性。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畸形的师生关系?它是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伦
理道德的影响分不开的。
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将教师提高到仅次于天、地、君、亲的地位,
所谓“天地君亲师。表面看似乎教师的地位很高,但实际上这是封建
社会留给我们的封建等级制的产物。荀子认为,在师生关系中,教师
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应该以师言为准则,应该象服从君王的指令那
样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的教诲。用大家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师道尊
严”。从传统的礼仪习俗中都可以看出教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如
拜师要行大礼,磕头跪拜,自称“弟子、门生”等等;“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师命不可违”等等。教师有罚跪、罚站、罚打手心、
罚杖的权利。所以在中国古文化所及的东南亚都有这种师道尊严。客
观的需求与传统文化沉淀的结合,形成中国教育中这种畸形的师生关
系。
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这种所谓“师即父”的师生关系在城市的
学校里似乎已不见踪影,农村仍然根深蒂固。但即使在城市的学校在
一些老师身上仍遗风尤存。教师会有意或无意的嘲讽、责骂、侮辱、
伤害学生身心。在重庆曾发生过因老师辱骂学生而导致学生跳楼死亡
的惨剧。直接导致女生自杀的原因是因该女生上学迟到,被班主任骂
道:“你长得又矮又丑,连坐台都没有资格”。据悉,该女教师是一
名资深优秀的班主任。因一句习惯性的骂语导致了女生的死和她自己
的入狱。重庆市与新密市相距恐怕不下千里,2位老师都是女老师,
一老一年轻,但在对待学生上都惊人的一致:即都如泼妇似的辱骂学
生,而自认为是教育学生。从这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深入骨髓与可
怕。
这种学生只能绝对服从老师的教育,只能培养听话的学生。这种听话
将导致一种人格上的顺从、屈从,从而培养出一批只会听话的顺民。
这事实上是培养一批不能明辨是非的庸碌之辈,一批唯上是听,唯命
是从的奴才。
教师辱骂学生与现代化教育理念格格不入。现代化的教育应培养平等
的人而非人为制造新的不平等。现代化的教育应培养大写的人格健全
的人,而非人格不健全的庸碌之辈。现代化的教育应该培养社会主义
的公民,培养有理想、有道德、讲民主、讲法制的现代化的英才,而
非唯唯诺诺的顺民。任何打骂学生的教育都不是健全的人的教育而是
奴才教育。作为教师,我以这种辱骂学生的所谓教师为伍而感到羞
耻,建议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严肃处理之,尽快清除之。
(2005.6.19)
(作者是中国重庆市中学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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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1995年我刚到哈佛大学的时候,在大波士顿地区纪念“6.4”的集会
上讲过一次话。当时决没有想到,10年之后,还会在同样的集会、就
同样的主题再一次讲话。人生有几个10年?为什么10年来老是做同样
的事情?因为中国的政治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岂止是10年?中国的政
治还停留在1989年6月4日,整整16年了。16年的光阴就象一条冰河,
冻结了历史。
冰河到了解冻的时候了,中国的历史也应当前进了。
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回避“6.4”
最近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说法。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消除现
实的不和谐,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和谐是“6.4”流血事件冰冻了
16年,“6.4”流血事件最根本之点是政府与人民的不和谐。每逢
“6.4”,出动大批军警、便衣,监控“敏感人物”,管制天安门广
场,严密防范,胆战心惊。是不是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如果回避了
“6.4”流血事件,就是变相的“稳定压倒一切”。什么叫做“稳定
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了自由,稳定压倒了民主,稳定压倒了人权,
于是就在稳定中放心地搞腐败。不去消除现实的不和谐,和谐社会又
是腐败温床。
造成“6.4”的3种不和谐
“6.4”流血事件是中国社会种种不和谐所造成的结果,又是进一步
造成更加不和谐的原因。造成“6.4”流血事件的原因,在种种不和
谐中主要是3种不和谐:
第一,人民行使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表达自己的愿
望,被政府叫做“动乱”。
社会上出现多种声音,协调平衡,才是和谐。和谐是包容一切,不是
压倒一切。如果只有一种声音,或者只许发一种声音,固然没有不和
谐了,但也无所谓和谐。政府压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
由,人民不能发出多种声音,表达自己的愿望,是中国社会最普遍的
不和谐。
第二,人民反抗镇压,被政府打成“反革命”。
有革命才有反革命。政府以“革命”自居。革谁的命?按照中国共产
党的理论,1949年以前,三座大山是革命的对象。推翻了三座大山,
还要革命,谁是革命的对象?
革命已经过时了。既然没有革命的对象,只能到人民中去寻找“反革
命”了。“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的革命,也是大规模地寻找“反革
命”。“6.4”流血事件还是由“革命”逻辑所制造出来的“反革
命”。革命和反革命的划分是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不和谐。
第三,人民提出“反腐败、要民主”的政治诉求,被政府用军事手段
来解决。
政治问题只能从政治上解决。政治问题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就破坏
了规则。好象打桥牌,桌子上的牌不能压倒对方,邓小平忽然从桌子
底下拿出一张牌来。虽然压倒了对方,很不光彩,丧失了信义。同不
讲规则的人怎么打牌?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
题”,就是遵守政治问题从政治上解决的规则。中国政府历茯O不守
规则的。所谓计划经济,就是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实际是指令
经济。还有,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
无非也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其他方面,社会问
题、文化问题、民族问题甚至计划生育问题,当然也是用政治手段来
解决。而政治问题又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是中国社会最恐怖的不和
谐。
由于“6.4”流血事件没有得到公正处理,造成“6.4”流血事件的
三种主要不和谐至今依然存在。
政府与人民的极大不和谐
中国的新闻、出版只许发一种声音,人民发出的多种声音被政府叫做
“杂音”;出现了“杂音”,不是停刊整顿就是禁止发行。对于自由
传播信息的互联网,则设置网络警察。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中国
特色”。“6.4”以后制定的《游行示威法》,实际是《反游行示威
法》。人民申请的无数次游行,没有一次得到批准;而政府怂恿的反
美示威,非但不需要申请,还用大客车把人送到美国大使馆门前去扔
石头。最近的反日游行示威,更是鲜明的对照。当政府怂恿反日示威
时,游行不需申请;当政府压制反日示威时,游行就要抓人。在中
国,新闻、出版、集会、游行不是表达人民的意志,而是表达政府的
意志。
现在,“反革命罪”换了名称。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罗列了“反革命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6.4”以后,
就是根据这种举世罕见的法律判处了一批所谓的“反革命暴徒”。
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废除了“反革命罪”和“反革
命宣传煽动罪”,确立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如果确为颠覆国家政权是有罪的,事实上,如今判处“颠覆国
家政权罪”与从前判处“反革命罪”完全一样,都是表现了政府与人
民的极大的不和谐。
中国政府仍然是不守规则的政府,贪污腐败就是各种各样不守规则的
行为所导致的综合病症。名为市场经济,却不守市场规则。政府操控
股市、楼市,盘剥百姓,而文化教育却运用市场规则,变成了盈利事
业。最不守规则的还是政府,无视宪法和法律。
1989年后,围绕“6.4”流血事件,人民要求公正解决,政府坚决拒
绝改正,这就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症结。
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从第二代经第三代到了第四代,当年的责任者有的
已经死亡,有的已经下台。当今的领导人为什么非要继承这一血腥的
遗产?“反革命暴乱”已被悄悄地改称“风波”或“事件”,可见并
不理直气壮。为什么不彻底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
从公正处理“6.4”开始
“6.4”流血事件的发生,就因为脱离了民主和法制轨道;“6.4”
流血事件的公正解决,必须遵循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不是共产党作个
“平反”的姿态就能了结的。胡锦涛说,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很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请首先在“6.4”
流血事件上体现出来。
中国政府在批评日本政府时提出“以史为鉴”。日本人杀中国人当然
要“以史为鉴”,中国人杀中国人更加应当“以史为鉴”。中国政府
拒绝向人民道歉,有什么资格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道歉?
国共两党结下了血海深仇,再加56年的隔海对峙,如今可以握手言
和。共产党和人民的不和谐为什么不能公正解决?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如果不能公正处理“6.4”流血事件,且不说与人
民不能和谐,连自己的内外政策都不能和谐了。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公正处理“6.4”流血事件开始!
(本文是作者在美国波士顿纪念“6.4”16周年烛光晚会上的讲话。
导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载香港《争鸣》2005.7。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7.613:51;
http://www.n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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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樟旺案看政治体制改革
──时政小议(之3) 几天以前,我从电子邮件里收到一份材料,介绍浙江省龙泉市森林公
安分局悍然关押林樟旺等人的情况。同近几年各地发生的某些执法人
员盘剥百姓、鱼肉人民的诸多事例相比,最近发生的这个案件远不是
什么大案要案,但它典型地反映了我国当前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某
些人员凭借他们掌握的国家权力,肆意掠夺人民财富;二是不良的政
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危害。
林樟旺案的情况十分简单。龙泉市岩樟乡金沅村有一个叫做姚坑的自
然村,全村共有26户,约100余村民。因为地处高山,交通不便,村
民和外界的物品流通只能依靠肩挑手提,因而经济落后,生活贫困。
他们多年来一直希望能修筑一条通向山外的道路,为此曾经集资十万
余元,但因工程浩大,只修了100多米就半途而废。后经多方联系,
得到梅善良、林樟旺、林樟法、毛根寿等人同意出资承建一条机耕
路,并在2004年1月18日签定《关于修造黄塔至姚坑机耕路的合同》
合同甲方是姚塔村的20多名村民代表,乙方由梅善良代表。合同约
定,由乙方出资修造从遂昌县龙洋乡黄塔村垄下口至龙泉市岩樟乡金
沅村姚坑自然村屋内田的机耕路,有关手续及补偿等事宜,一概由甲
方负责办理。乙方的投资,则在机耕路完工后,通过对出村物资收取
一定费用的方式收回。
这本来是一桩各方共赢的大好事。首先是村民的竹木山货可以便利地
运出山外,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甚至有望脱贫致富:其次是商品流
通可以给当地政府提供税收;三是投资者通过收取出村物资的费用,
在收回投资后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润。
不料,就在机耕路修好可以基本通行的时候,2005年4月20日,龙泉
市森林公安分局突然以涉嫌非法占用林地的罪名,扣押四名出资人。
在羁押10天之后,又对林樟旺实行正式逮捕,对林樟法、梅善良、毛
根寿等3人则采取取保候审,同时向他们的家属勒索6万元“预付款”
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帮助落后的山村脱贫致富,是不可推诿
的义务,特别是在中央政府一再强调“以人为本”、“发展农业是一
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时候,更是责无旁贷。如果说,当地政府为山
民修路力有未及,因而尚可谅解的话,那么,在村民自谋发展,与投
资者签定合同并动手开工之后,就应该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服务。现在
他们不但不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服务,反而对投资者进行敲诈勒索,这
就暴露出当地政府的恶劣本质:既与民为敌,又破坏经济发展。这是
因为,修路虽然有利于商品流通,能增加政府税收,但对执法者个人
来说,却没有油水可捞;利用权力攫取私利,才是他们执政执法的动
力所在。
近几年来,执政执法者直接掠夺人民财富的事例层出不穷,政治权力
破坏经济发展的信息也时有所闻,这是当前政治腐败的新特点。彰明
昭著者如陕北1,000余家民有石油企业的“国有化”,北京的“嘉利
来案”,数十亿好几亿的民有财富,转眼之间便换了主人,或被没
收,或被转移。出现这种腐败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专
制性,是政治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必然结果。
自从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著名讲话以来,已
经有1/4个世纪了,到目前为止,政治体制的专制性不但没有消除,
反而更变本加厉,任何一个握有权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
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和物质财富。20多年来腐败不断加剧的事实表
明,政治权力具有恶性膨胀的本能,只有强大的监督机制,才能抑制
这种本能的扩张,从而捍卫人民的利益,保证经济的发展。13大以后
的10多年来,虽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曾多次写入文件,见于报
告,但都没有在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上下功夫,隔靴搔痒,无济于
事,结果是植根于专制特权的腐败越来越严重,人民利益遭剥夺和经
济发展受影响的现象越来越频繁。这个教训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
从加强监督和权力制衡着眼,才能起到肃清专制、消除特权的作用。
浙江龙泉的林樟旺案,再一次地为我们敲起了警钟:各级政府必须确
立权力制衡机制,强化监督的功能,特别是大力加强舆论监督,否
则,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和平崛起也好,都有流为空谈的危险。一个
听任权力无限扩张、坐视腐败蔓延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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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小档案】
◆杜光,浙江温岭人。
◆1946年:上北大。
◆1948年8月:因受国民党政府特刑庭传讯、通缉,离校前往华北解
放区。
◆1958年初:在中央党校工作时被划为右派。
◆1979年改正后回中央党校,先后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科研办公室
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1988年参与筹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任干事长兼《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
◆近年来:致力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和分析历史的和现实的
问题;从1995年开始:写了一些征求意见稿。
◆2003年起在网上发表政见,至今已有40余篇文章上网。
〔提供者:(广西)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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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自决的权利
古老的东方,有一个小村落,这个村落里住着一位小美人儿,她的名
字叫百合;百合向往自由与幸福,她是一位纯真善良的女人。
百合自幼便被父母指腹为婚,许配给住在同村的大华;百合从小就认
为自己是大华未来的媳妇,大华从小也认为百合是他将来的法定媳
妇。随着时光的发展,百合有一天发现,她不再爱大华了,因为大华
染上吸毒的习性,而且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当百合告诉大华,她不愿意嫁给大华时,大华竟然拿着刀,威胁百
合,并且扬言,如果百合悔婚不嫁给他,他就要杀死百合;大华的做
法,令百合伤心难过,虽然百合不愿意嫁给大华,但是这并不代表他
们之间,不可以成为正常的朋友,百合实在不愿意与大华成为永远的
仇人。
小的时候,百合常与大华玩在一起,百合对大华印象不错;但是自从
大华染上毒瘾之后,百合认为,她不能将她一生的幸福托付给这个男
人,因为这个男人有毒瘾,他无法负起照顾与保护她的责任。
自从大华用刀威胁百合之后,百合更加强了离开大华的决心,这样具
有暴力倾向的人,如何能够真心爱她,并且为她带来尊严、自由、快
乐与幸福?
我想透过这个故事,询问读者的看法,如果你是百合,你会做什么样
的选择?
假设这个故事,又继续发展下去之后,有一天,大华幡然悔悟与痛改
前非,并且戒掉了毒瘾;他不断地向百合忏悔,并且表达了对百合真
挚的爱意,他甚至每天送玫瑰花给百合,希望百合能回心转意,重新
接受他,并且答应嫁给他。
如果这个故事是这样发展的,那么我想再问读者,如果你是百合,你
又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不论读者的看法如何?我认为,在21世纪人类民主与自由的文明潮流
下,任何人都应该尊重人的选择权利。我想所有的人,都应该尊重这
位百合小姐的选择权;百合小姐有追求个人自由与幸福的权利,并且
百合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与未来幸福负责任,这个权利,没有人有权剥
夺它,这就是我对这个故事的看法。
我对上述故事的看法,就是我坚决主张“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人民
有自决的权利”的原因。我认为,所谓的国家概念,如果不能够保障
人民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那么人民有权依据自己的意愿,废除或
改变这个国家,例如,推翻现有的政权,或依据人民自决的权利,成
立新的国家。
上述故事里的百合,她代表向往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新疆、西藏、内
蒙、宁夏回族、台湾或中国某些地区人民;故事里的大华,是指中
国;所谓染上毒瘾,是指中国受一党专制的控制;所谓的指腹为婚,
是指中共用“历史契约论”的观点,来要求台湾接受它的统治;所谓
的悔婚,是指台湾人民希望独立,不愿意被中共统治;所谓拿刀威
胁,是指中共用7百多颗导弹对着台湾,扬言如果台湾独立,则不惜
一战,就算台湾的土地被炸得寸草不生,也要收回台湾;所谓的百合
与大华作朋友,是指即使台湾独立,台湾也可以与中国保持密切经贸
的合作关系;所谓大华痛改前非,是指中国真正民主化;所谓大华要
百合嫁给他,是指中国希望台湾加入未来东亚联邦或邦联的组织。
我主张人民有自决的权利,并不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也不是依
据联合国两项《人权公约》中“人民有自决的权利”的条款,因为那
些条款是死的文字,它必须符合人性的价值,才有存在的意义;我主
张人民有自决的权利,完全是依照人类人性爱、公正、合理与正义的
观点,也就是“人的良心”原则。我坚信,人类文明所有的理念、制
度、法律与习俗等,如果违背了“爱、人良心与合理正义”的原则,
它都没有存在的合法性。
所谓的历史契约论,也是有问题的概念。所谓的中国,在每一个时
期,其版图的范围,都不相同。中国人怎么可以,以中国武力最强盛
时期,所侵占或掠夺的土地,作为国土概念的最终合法性基础?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近代历史,1911年民国初年,民国政府所直接
统治的领土,并不包括东北三省、新疆、西藏、内外蒙古、青海、云
南、台湾、香港、澳门等地。
例如,1920至1925年之间,大陆各地,发生了自治省联邦的运动,许
多人反对国民党所主张的武力统一政策;自1920年冬天起,各省在北
京,为了实现自治运动,而成立了两个著名的联合组织,即是“各省
区自治联合会”及“自治运动同志会”。前者由江苏、安徽、江西、
山东、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山西12省与北
京市代表所组成;后者由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
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代表所组成。
如果以这个时期,民国政府所直接统治的领土而论,那么中共现在所
主张的历史契约论,如何解释?中共有什么权利依据历史契约论的观
点,设定“分裂国土”的罪名?换言之,还没有结婚,怎么可以指控
他人企图离婚?就算结了婚,如果彼此相处不来,难道不能协议离
婚?中共从来就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怎么有权指控台湾人民分裂国
土?那些新疆、西藏、内蒙、宁夏回族、香港等地区的人民,如果他
们不喜欢中共的统治,难道他们没有权利要求独立或实行地方自治?
我认为,只要人类只要能够充分掌握人的合理权利、自由与幸福立
场,任何理性的协商与沟通,都是可以谈的,换言之,中共无权用暴
力与恐吓的方式,来威胁其他地区的人民。
我绝对反对,人类以任何的理由,来随意剥夺人的选择权利;我也绝
对反对,人类以任何的理由,来随意剥夺人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
一个人,如果没有选择权利,也没有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这样的
人,与奴隶有什么差别?那么这个人,活着还有什么尊严与价值可
言?
我认为,在后中国共产时代,东亚这块大地的人民,应该先考虑人如
何确立“人的地位”,如此人才可以建立“人的文明”与推动“人的
革命”。这个人的文明与人的革命,必须建立在完全尊重人的生命、
尊严、价值与地位,并且充分保护人民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基础之上。
什么才是能够充分保护人民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基础?我认为,就是现
代民主与自由文明的核心价值,那就是爱、正义、自由、平等、平
安、喜乐、自制、自律、民主、法治、人道责任、人权、诚信、美
德、幸福与和平等的理念。
这些理念,人类必须透过实行民主宪政、多党政治、保障言论自由、
尊重宗教信仰、保护人权、全民普选、三权分立(含司法独立)、地
方自治、军队国家化、保护生态系统、保护地球环境、保护地球可持
续发展性等的方式,才能够充分体现其价值与掌握其意义。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尊重人民的选择权利、不能够保障人民追求自
由与幸福的权利、人民也无法透过自决权来废除或改变这个国家,那
么人民只能用脚来做选择,这就是中国近年来大量精英人才弃国出走
的原因。
我认为,人民没有接受被统治者压迫与奴役的义务,人民也没有纵容
统治者不公不义与贪污腐败的权利;在一个黑暗势力横行与专制腐败
的社会,人类除了站起来从事人道抵抗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方
式?
人类为了实践伟大人道爱与正义的责任,人类为了保障自由与幸福的
权利,人类为了不做受压迫与奴役的人民,人类应该勇敢地站起来,
推翻那些压迫与奴役人民的政权,并且建立一个能够充分“保护人民
尊严”与“保障人民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国家,这是人民神圣的选择
权利,也是人民不可被剥夺的自决权利。
(2005.7.8)
(欢迎浏览作者网站:www.worldslo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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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援外走过四十五个寒暑,成果斐然
〔中央社记者李佳霏台北8日电〕台湾参与国际技术援助自1959年派
遣农技团协助越南稻作生产以来,历经45个寒暑。台湾国际合作发展
基金会秘书长陈正忠认为,“台湾能持续45年援外,从受援国到亚洲
第二援外国”,标志着台湾为成熟进步社会,是种了不起的成就。
陈正忠接受中央社专访说,45年来,从1960年代的中非技术委员会,
1970年代之后的海外技术合作委员会,到1997年迄今的国合会,台湾
一直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事务。“在外交下乡,农业出洋”的号召下,
开垦无数荒地,创造万亩良田,使低度开发国家人民得以温饱,国家
得以发展。
他表示,近年来,国合会与区域发展银行合作,将台湾通讯与资讯
(IT)优势产业发展经验,分享国际友邦,除培育友邦重要人才
外,也将国际商机带给国内厂商,农业技术团的合作项目,更从农业
推广走向农业企业经营模式,逐渐朝科技援外迈进。
陈正忠说,“看到友邦人民欢欣、健康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欣
慰”。台湾援外的成绩,已获得国际社会共鸣,象公共电视台在西非
布吉纳法索开拍《45°天空下main dans la main》的文学大戏,即
以外交替代役男连加恩的事迹为脚本,吸引法国第四电视台购买版
权。
他表示,“我们是以轻松的心情,做很严肃的工作”,在诡谲多变的
外交情势下,透过输出台湾具优势的核心专长进行国际合作计划,有
助拓展台湾外交空间并回馈国际社会,国合会正扮演这样的专业角
色。陈正忠期许国合会能整合国内对国际合作的资源,成为“国际合
作的专责智库”。
陈正忠认为,“援外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整套方案”,让友邦人民
从“有鱼吃”到学会“如何钓鱼”,甚至知道“该钓什么鱼”,进而
了解该怎么“料理鱼”。台湾在这方面苦干实干所获得丰硕成果,他
相当自豪地说,“中国即使想学也学不来”。
他说,某种程度上,“在没有邦交的国家,国合会是走在外交部前
面,争取邦交,在有邦交的国家,国合会是发挥巩固战场的功能”。
象部分驻在国大使与农技团密切合作,把农技团派驻在反对党的地
盘,拉拢友台力量,做好与反对党的关系,增加政治影响力,有利巩
固邦谊。
〔转载自《大纪元》2005.7.8 11:35;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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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
──阅读廖亦武《证词》 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作者手记
一、一部传世之作
《证词》这本书就放在案头,我常常翻阅。很多段落是读过的,但再
读之下仍然被感动;很多章节是熟悉的,但再读之下仍然会有一些新
发现,一些先前未曾注意的情节或深刻的议论。作者具有一种罕见的
才能,他能把别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是虽然注意到了、但却不会写
在笔下的一些现象和感受,准确地表达出来;尽管其中某些现象和感
受,恐怕作者自己也未必充分把握其意义,但是凭着敏锐的直觉,他
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这就使得他的这部作品包容了远比一般同类
作品更为丰富的内涵,幷启发读者做更深一步的阐发和引申。爱读书
的人都知道,有些好书是需要一读再读的,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
受,新的领悟。这一来是因为好书的内容很丰富,你只读一次未必能
完全领会。二来是因为阅读过程是一种互动的过程,阅读也是创造;
好书能刺激你的联想,善于阅读者可以从一本好书中获得的东西,常
常要比这本书本身提供的还更多,但也唯有一本好书才会有这种启发
与刺激的力量。《证词》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我相信它必能流传后
世。
二、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
1990年3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宣称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自“6.4”
以来全国最大的文化人反革命案件,其罪状是在“6.4”之夜创作录
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屠杀》,以及创作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
魂》。首犯廖亦武被判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廖亦武的这部
《证词》就是对这段监狱生活的描写。
廖亦武把这部书取名为《证词》,这表明了一种深刻的文学自觉。诚
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所言:“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
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
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
来作见证。”
1994年一个隆冬的夜晚,出狱不久的廖亦武拜访老右派、着名诗人流
沙河。流沙河对他说:“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象
力发达的诗了!象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
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
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幷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
狱,让你目睹幷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只
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幷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
也是一种福份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
当作证词或资料,存在档案馆里,借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
作伪证者必遭天谴!”
流沙河说:“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再也写不出那种想象力发达的诗”,
这句话使人想起阿多诺的名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已变
为不可能”。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廖亦武的解释,那是因为“在中
国,现实每每超出想象,所以我们不再虚构,我们只是一笔一划地实
录”。这话说得不够准确。我以为,在中国,现实或许每每超出一般
人对现实的估计或想象,但不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力本身。换句话,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比我们经历过的最黑暗恐怖的现实还要十倍百倍
黑暗恐怖的世界(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专制者动用核武器屠杀上亿
的人民乃至于毁灭整个人类),但那个世界是虚构的,它只是想象力
的产物。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共掌权50多年的历史上,“6.4”还
不是最残暴最血腥的,毕竟,“6.4”发生在极权统治的后期。但也
正因为如此,一般人已经习惯了相对于毛时代的略为宽松的政治环
境,因而往往会想象不到在我们的生活中竟然还有象《证词》所揭露
的那种恐怖与黑暗,所以作者的提醒仍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重要的
是,作为一场现实灾难的亲历者,廖亦武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他所经历
的那场灾难现实,在这里,任何一点夸张编造都会损害其描述的可信
度,所以他拒绝虚构,拒绝在事实之上再发挥想象添油加醋。
所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已变为不可能”,意思是说,亲身经历过
一场大灾难之人,如果他过去就喜欢文学,喜欢诗歌,那么他会发
现,以往的任何文学形式都不能描述他经受的苦难。他会痛切地感到
文字的无力与沟通的困难。他不能不写,可是他深深地怀疑他写的一
切是否能被别人理解。他意识到艺术必须将本身“非美学化”以证明
其存在价值。一个亲历苦难与罪恶的人深知,现实的苦难与罪恶常常
是没有诗意的,如果你打算把现实塞进某种传统的美学形式之中,如
果你努力将自己的经验改头换面塞进原有的、也就是大众习惯接受的
文学形式,你就不可避免地扭曲了现实,落入媚俗的老套。但是,你
又不能完全抛弃美学形式,因为内容总需要借助于形式来呈现。这就
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学。这就是所谓见证文学。见证文学可分为广义
与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讲,一个人,只要他把自己目击到的苦难与邪
恶记录下来,写成文字,那么,这种文字或文学就可以称之为见证文
学。见证文学的特点是,它所描述的内容应基本上立足于第一手经
验。如此说来,那种根据他人叙述或提供的材料而写成的文字就不能
算作见证文学(这自然不妨碍其文学价值)。从狭义上讲,见证文学
的作者必须是苦难与邪恶的亲身经历者,而不仅仅是在场的旁观者。
犹太哲学家马伽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学》
(The Ethics of Memory)一书里提出“道德的见证者”(the
moral witness)这一概念。按照马伽利特的定义,只有那些亲身经
历邪恶以及邪恶所制造的苦难的人才可能成为道德的见证者。在这
里,见证邪恶与见证苦难二者缺一不可。在这里,作者本人就是直接
的受害者,就是邪恶迫害的对象。另外,如果作者是在苦难与邪恶的
背景下着手写作,也就是说,当作者开始写作时,那个制造苦难的邪
恶仍然存在,仍然在继续作恶,作者还没有真正摆脱邪恶的控制而获
得自由,作者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着手写作的,那么,这样写成的文字
就是最纯粹的见证文学不消说,这种写作多半是秘密的。他不是为当
下而写作,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当时当地他不可能公开发表他的作
品。他是为将来某一天发表而写作,或者是暂时先在其他某一地方,
在此处的邪恶势力鞭长莫及之别处发表,但最终仍是为了将来某一天
在此处发表而写作。廖亦武的《证词》是见证文学,而且是最纯粹的
见证文学。
三、《证词》背后的故事
单单是《证词》一书的写作过程,也就值得写成一本书。
廖亦武告诉我们,“本书前两卷初稿写于狱内。我在双层铁床的上铺
卷缩了几百天,被子上覆满应付检查的花花绿绿的杂志、短文和家
信。我鶏婆似地耸起双肩,在一页纸上尽可能多地写字(有一页纸上
密密麻麻写了近万字──引者),心快要跳出来了,连标点也蹦蹦地
搏动起来,我已辨认不了自己的笔迹,我越写越不象个文人,不知道
将来的读书阶层能否容忍这样的作品。”由于手稿经常被狱卒抄走,
作者不得不一边写作,一边把所写下的文字默记下来,抄走一次,重
写一次,百折不挠地从头写起。出狱后,廖亦武仍然受到高度监控。
廖亦武说:“面对一次次抄家,我只有把写过的东西尽可能地複制,
多藏几个地方”。“这太正常了,”作者的一个同案犯对他说,“警
察不搜你搜谁?”廖亦武自嘲道:“我成了专门为警察创作的文
人。”“1995年10月10日,警察突然袭击成都的住所,搜缴了已近尾
声的《证词》手稿,幷宣布实行监视居住20天,绝境之下,我只得重
写此书,耗时达3年。”
这是怎样的一种写作啊?这是用生命在写作,这是用写作支撑着生
命。然而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半:书好不容易写成了,如何出版呢?廖
亦武写道:“我曾把索尔仁尼琴题在《古拉格群岛》上的卷首语抄了
10几遍:”几年来,我怀着压抑的心情没有把这本早写好的书付印,
对生者应付的责任超过了对死者应尽的人事。但是现在,当安全机关
反正已经抄走了这本书稿的时候,我除了立即加以公布外,就别无他
法了。‘我到哪儿去公布?刚出狱时,我曾把冒死捎出的大量狱中文
稿托故人带到海外,均一一杳无音讯。我给同案犯,加拿大人戴迈河
写信求援幷告知创作计划,迈河捎给我400加元,’我只能给你这么
多,‘他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同中共做交易,讨
价还价;媒体的关注点也是抓人放人,各类明星炒作。在冷战之后的
国际结构调整中,独裁者的日子太好过了。谁又能把谁怎么样?作为
你,一个诗人,除了保持自己内心的真实,不叫苦,又不说谎,还能
指望什么?“
对廖亦武们,写作既是如此艰难又如此危险,那么,为什么还要写
作?这样一种写作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捷克异议作家克
里马(Ivan Klima)说:“经常有人问我正在写什么,但还从来没有
人问过我为什么写作。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最基本的问题:文学对我
意味着什么以及我对文学的理解是什么。”那些在自由社会中从事写
作的人多半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些在专制社会中从事鸟笼写作的
人可以回避这样的问题。但是,那些在专制暴政下坚持自由写作,幷
因此付出沉重代价,但依然不愿放弃的人,却不能不一再向自己提出
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写作可以有多种意义或目的,例如赚稿费谋
生,例如追求一种美学境界,等等。但是,唯有廖亦武们的写作才可
能触及到写作这一人类行为的最深层的意义。
四、写作何为?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斯
大林大清洗时期,她天天去监狱门口排长队,给关在监狱里的儿子送
衣物。一天清晨,一位排队探监的老太太认出了她,悄悄地问道:
“你会把这记下来吗?”阿赫玛托娃回答:“我会的。”从老太太那
憔悴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这就是见证文学的伟大意义:对于那些深受苦难幷从现实中看不到任
何希望的人们,被记载是他们在此生此世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安慰。苦
只要记下来,就不算白吃了。正如廖亦武的一位难友所说:“处境再
难也能忍,不能忍的是坐了牢却被人忘记。”文字真是人类最伟大的
发明,它使得人可以战胜时间与空间的阻隔。长期从事秘密写作的索
尔仁尼琴说得好: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记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
为后代人知晓。索尔仁尼琴坚信,“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
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究会垮台;我的作品如肉眼看不见的潜流奉献
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
语言的世界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在中文里,“道”这个字既是指言
说,又是指方法、道理、道义。这本身就揭示出语言与方法、道理和
道义之间的密切关联。它告诉我们,语言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标准、
逻辑、理性和正义。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哈贝马斯,都对
语言与理性,与公理或正义的关系作过很精闢的说明。人一旦言说,
一旦写作,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着理性、公理和
智力标准的世界。不论在俗世中正义是何等贫乏,邪恶是何等猖獗,
但是你只要进入语词的世界,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语言的世界
里,永远是理性占上风,正义占上风。文字的王国就是正义的王国。
语言是受难者的庇护所,是人类良知的最高法庭。把一桩罪行如实地
记录或表述,那不但是对罪行的起诉,而且也就是对罪行的判决。在
狱中饱受淩辱的廖亦武写道:“一个文人不可能以牙还牙,但能够通
过文字的巫术诅咒造就刽子手的世道。”这绝非阿Q的精神胜利法,
看一看暴君们是怎样地害怕言论自由就清楚了。
廖亦武也向自己提出了“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读者想必以为他一
定会给出一个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回答。殊不知廖亦武的回答相当
低调。“写作何为?”廖亦武自问自答:“写作不何为。渺小的人不
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廖亦武说:
“世上还有比写作更重要的工作,但我不可能,也来不及做,蠢人只
能牢牢抓住一个东西。”他特地提到流沙河家里的一个摆设──一只
大南瓜,上书“瓜娃子”(四川方言,意为白痴)。
五、神圣的单纯
廖亦武的回答何以如此低调?因为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失望与幻灭。
和索尔仁尼琴不一样,索尔仁尼琴坚信人民终将觉醒;廖亦武们却担
心“清醒者永远不可能再醒来”(汪建辉语)。
这使人想起犹太作家、大屠杀见证者埃利。威塞尔的一段沉重的叙
述。威塞尔讲到:大屠杀的幸存者把自己视为见证人,相信外部的世
界──自由世界──对他们的恶梦与苦痛一无所知。他们要为历史
作证,揭开刽子手的面具,把那段过去变做一个警戒。“他们以为奥
斯威辛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世界不知道,因为罪犯们在暗中操作,在
黑夜的掩盖之下。如果世界沉默,那只是因为世界一无所知。但,随
着1945年的解放,那些少数幸存者们惊讶地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世界
对所发生的事情早就一清二楚──然而却听任它发生。这一觉悟改变
了一切。他们受到了震撼,他们开始怀疑。‘揭露’久已为人所知的
事实有什么用?至于其他的,那超越了事实的本质,去谈论无人会理
解的事又有什么用?”
崔健歌云:“不是我弄不明白,这世界变得太快。”廖亦武写道,曾
经狂热投入国家变革的广大群众,一夜之间竟然变得如此现实,如此
齐心爱钱。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转瞬间化作泡影,政治犯成了一
份不光彩的社会遗产,被标榜“不过问政治”的绝大多数人所拒绝,
而就是这些人,曾经成群结队,狂热地投入街头政治!死了的,白
死;活着的,白活。历史老人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正象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经历了二度大屠杀,“6.4”的受难者也经
历了第二次打击。按照廖亦武的描写,“‘6.4’政治犯一出狱,就
成为不瞭解国情的怪物,一个脱离民众的人”。甚至连亲人也离你而
去。妻子阿霞结缘于文学,本是一对恩爱夫妻,想来早先对先锋派诗
人的丈夫崇拜得五体投地,常常象个奴隶一样辛苦地为廖亦武誊写文
章,如今却是一看见他的手稿就叫喊,歇斯底里地叫喊。这个有着不
平凡追求的女人再不好高骛远,现在只是“努力争取脚踏实地的普通
的生活”。很多政治犯出狱后发现自己比在监狱中更孤单,因为在监
狱中你还可以幻想自己与同志们同在,与亲人们同在,与当初街头上
千千万万的群众同在。没有孤立就还没有失败,没有背叛就还没有失
败。失败不是发生在失败的当天,失败发生在失败的第2天。
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一个人不愤世嫉俗也难。难得的是,廖亦武还力
求理解,力求包容。他理解西方社会对“6.4”的日趋冷淡:外国人
有着他们自己的许多事要操心,怎么可能对中国人的“6.4”总是耿
耿于怀?年复一年地为中国的事情呼籲,时间长了,那份道德感也就
疲倦了。至于说国内的民众,既然面临社会大转型,生存危机困扰着
每一个人,旧的政治观念逐渐被应接不暇的新的“制造热点”所取
代,这样,“6.4”政治犯就很难避免被遗忘,被边缘化的命运。面
对铺天盖地的只求过日子的蚂蚁王国,写作还能有多少意义呢?可
是,不写作又怎么样?对于廖亦武,生存如刀尖,他所选择的只有下
海、写作、自杀3种。他选择了写作,写作成为他活下去的唯一理
由。他不但承担起历史代言人的角色,而且还承担起现实代言人的角
色。廖亦武幷不信上帝,然而在94年那个隆冬的夜晚,当他告别诗人
流沙河时,他觉得他“似乎真的看到了上帝”。与此同时,“文字的
野心却被吹散了大半”。他不再把写作当成获取世俗名利的手段,也
不再奢望自己的一枝笔就能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他只是决心老老实
实地一笔一划地写下去。如廖亦武所说:“国内相当一批文化人都在
各自的陷阱里选择无望的写作,没有人来救你,理解、承认你,把你
捧在手心上,这就是你内心真实之外的真实。”这种写作似乎是低调
的,但透过这种低调,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神圣的单纯。
六、尊严的悖论
王力雄指出,当今中国监狱的“中国特色”就在于,“执法者可以制
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淩辱与虐待。”
《证词》一书详细地描述了在监狱中政治犯受到的种种非人待遇,包
括政府故意用刑事犯整治政治犯,包括几十种川菜肉刑。还有专为
“反改造尖子”准备的“小间”,长2米,高1米,人一旦塞进去,
就只能象动物一般,保持坐、躺、趴3种姿势,且吃喝拉撒全在里
面,1年半载你可能抗得过去,3年5年你肯定报废。读来真让人不寒
而栗。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断言:“人无论任何境遇,都适应得了。”纳粹集
中营的幸存者、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 Frankl)对此
的回答是:“对!人什么都适应得了,不过别问我是怎么适应的。”
在这里,肉体的折磨固然痛不可当,精神的淩辱尤其忍无可忍。当
然,这两者幷不是截然分开的。狱方往往是通过肉体折磨以迫使你接
受精神的淩辱,你常常是不堪忍受皮肉之苦而不得不低头屈膝。时过
境迁,肉体的痛苦就淡忘了。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痛。但精神的淩
辱却没齿难忘,司马迁曰:“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王力雄讲过:“中国监狱的目标似乎就是把人的尊严消灭一净。而一
旦人曾经彻底丧失尊严,也就很难再找回尊严。”为什么绝大部分深
受非人虐待的受难者都不愿意完整地讲出自己的遭遇?他们不是怕讲
出自己受到的肉体折磨,而是怕讲出自己的精神的屈辱。感谢廖亦
武,以极大的勇气,淋漓尽致地写下他遭遇的一切,包括他的抗争,
也包括他的屈从。如果你不幸而面对各种酷刑,除非你决心一死,否
则你很难硬抗到底;而只要你想活,狱方就总有办法让你低头讨饶。
廖亦武在狱中饱受淩辱,有一次他撞墙自杀,没死成,此后就打消了
自杀的念头。他深感自己在狱中失去了尊严,他写《证词》的目的之
一就是赢回失去的尊严。
这里有一个悖论:象廖亦武这样是因为争取自由反抗暴政,或者说坚
持人的尊严,而被抓进监狱,受折磨,被剥夺人的尊严。简言之,他
们是为了坚持尊严因而失去尊严。一个人为了坚持尊严反而失去尊
严,这不是很矛盾的吗?如同自由斗士,自由斗士就是为了更多的自
由而宁肯失去仅有的自由。反抗压迫,就是不甘忍受压迫而宁肯招致
更大的压迫。这些难道不都是自相矛盾吗?这就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
题:因为反抗暴政而被监禁不堪折磨被迫写检讨书认罪书的人,和那
些因为不参加任何反抗暴政的斗争因而也不曾被当局迫害不曾被强迫
写检讨写认罪书的人,谁个更没有尊严?
维克多.弗兰克坚称:“即使是置身于集中营,一个人仍可以保有他
的人性尊严。”面对各种非人的待遇,你可以用坦然的、从容的态度
去接受。这不是丧失尊严而是坚持尊严。是的,你在受辱;但你是在
为理念而受辱,为信仰而受辱,或者说,为自己的不肯屈从强权而受
辱,为自己的坚持尊严而受辱。它当然证明了你的尊严,体现了你的
尊严。当我们看到在一群奴隶中有一个奴隶被套上镣铐,我们一下就
明白了这个奴隶最不是奴隶。在暴政下,唯有反抗才体现自由,体现
尊严。暴政之为暴政,就在于它规定了臣民的存在方式,否认臣民是
独立自由的主体,也就是说,它不把人当人看。你有几分反抗,你就
有几分尊严。反抗是尊严的集中体现,离开了反抗就谈不上尊严。纵
然你因为反抗而招致不堪忍受的惩罚,甚而被迫低头屈膝,那也远远
胜过根本不反抗。好比一群青年学生远游,遇到一夥手持凶器的歹
徒。歹徒要强暴女学生,大多数男同学们都被吓住了,只有一个男生
挺身而出,结果遭到歹徒毒打,直打得遍体鳞伤,甚至一度低头讨
饶。然而我们都清楚,和那几个袖手旁观因而毫发无损,看上去仍然
体面光鲜的男生相比,这个被打得狼狈不堪的男同学才更象是一个男
子汉。
七、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
不久前,廖亦武写下一首短诗,题目是《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不!
孩子死了,父亲死了,情人死了兄弟姐妹也死了
如果人心都死绝了你不投降又有什么用?
时光流淌,
阴雨连绵大地却一片荒芜太阳有毒,
看客是猪你无家、无国、无底气羞耻羞耻──又有什么用?
你说你活着是为了记住可记住──又有什么用?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不──又有什么用?
这首短诗表达的,一方面是英勇的坚持,一方面是对坚持的意义的深
刻怀疑。不投降有什么用?当它看上去什么用也没有的时候。然而,
不投降在没有用的时候最有用。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
志”;所谓“时穷节乃见,一一书丹青”。在这里,不投降的意义就
在于不投降,成败利钝,非所计也。一个人有多高贵多人性,就取决
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面对强权永不屈
服。
着名意大利作家、女记者法拉奇说:“我认为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
碑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
帜,而是三个希腊字母:OXI。意思是‘不’。”“为什么还要忍受
痛苦,为什么要斗争,为什么要冒从山上被狂风刮到井底与鱼为伍的
风险呢?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总之是作为一个人而不
是作为一只绵羊而生存的唯一方法。”
(《证词──为中国底层贱民代言》,廖亦武着,490页,香港明镜
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原载《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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