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学习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一点体会
李慎明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谈话。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其中之一就是他明确指出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381页)这一重要论断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结合国内外发展着的新形势和党的建设所出现的新情况,重温邓小平这一论断,对于我们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这是邓小平深谋远虑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深刻总结我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冷静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沉痛教训,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十分重要的结论。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及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实现领导作用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实践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不仅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且阐明了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制定了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学说的理论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以及第一国际《成立宣言》与《共同章程》等有关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党的自身建设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运动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的共同利益;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各种工人组织的领导核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而不是“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要紧密结合各国实际,善于总结本国的经验教训,不断地发展这一理论,不断地提高党和工人阶级的理论水平。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党的性质,制定反映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把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同当时的斗争任务结合起来的纲领和策略。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各国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必须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但必须以不牺牲“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为原则,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要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另外,他们还明确提出,要严格党的纪律,严格入党条件,纯洁党的组织;及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对待革命领袖,反对个人迷信;防止党和国家公务人员蜕化变质,等等。为坚持上述党的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同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并根据实践做出了深刻的理论总结。例如,1882年10月,恩格斯在致爱·伯恩施坦的信中写道:“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页)这一论断的实质是要人们正确认识并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性。 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同样十分强调和关注党的自身建设。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无产阶级先进的、有觉悟的、有组织的战斗机体;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必须是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团结和统一的战斗集团;必须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必要的党内斗争;必须有严格的铁的纪律,科学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并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等等。列宁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建设。他强调:党执政后,容易使某些党员滋长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因此,必须强调严格的党性,实行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把布尔什维克建设好,否则,“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135页)。他又强调,我们“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00页) 。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再三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不断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走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必须坚持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整党整风,解决党内矛盾;必须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等。对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根源、实质以及正确处理党内斗争、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原则和方针,毛泽东也都作过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在延安整风过程中,针对当时党内的状况,他尖锐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因此,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以达到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团结同志、共同前进的目的。在建国前后,毛泽东又多次告诫,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止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些企图利用党的执政地位捞取好处而千方百计钻到党内的投机分子、异己分子。但正如1981年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界线,犯了严重错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我们应当永远记取这一教训。然而,我们决不能把这些失误归咎于他的建党学说。正是依靠毛泽东创立的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使我们建立了一个这么好的党,我们党才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建党学说。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那种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邓小平特别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意义。他说:“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现代化?”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0页)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与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潮和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实践在发展,邓小平的思考也在深入。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刚刚平息,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便语重心长地叮嘱“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4页)。此时,邓小平关注的重点已是党内问题,即党的自身建设的问题。面对国内国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和巨大压力,邓小平处变不惊,沉着应对。1989年11月,他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意味深长地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接着,邓小平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这一发人深省的重要结论。 重温这一重要论断,联系风云迭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与党的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邓小平不愧为伟大的睿智的政治家、思想家。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十分关注邓小平提出的“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这一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特别强调要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必须坚持“两个务必”,强调要从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中央已决定:今年9月召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我们党为加强自身建设已经并将继续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 展望未来,我们党有着无比光辉灿烂的前程。 二、为什么说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内因在事物变化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国内外的敌对势力随时随地都在干扰和破坏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但只要我们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共产党内部不出问题,敌人的阴谋就不会得逞,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坚不可摧,长盛不衰。 1、从我们党所担负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来看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正在干的事业是党的最高纲领与现阶段基本纲领的相统一。我们党的章程规定,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就是我们党的最高纲领。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现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现这一目标后,我们党还会提出新的发展纲领。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在到达共产主义之前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上的发展纲领,总体来说,都属于最低纲领。我们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无比光荣的,也是十分艰巨的。 历史已经证明,也必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现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国家的独立、富强和社会的进步,中华民族就不会有光明的前途。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党要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领导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为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关键是我们党的内部要搞好,不出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正如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7~268页) 2、从国内外敌对势力进攻和演变的活动来看 苏东国家的共产党之所以垮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出现严重曲折,关键在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腐化变质,实行了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而不能有效地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进攻,最后四分五裂、不堪一击,甚至拱手交出政权。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也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动乱,纠正党内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这次政治风波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问题;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苏东剧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针对新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告诫我们:“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搞不搞“和平演变”在西方,到底变不变却在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内部。正如邓小平所说:“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只要我们党坚定清醒,团结有力,就一定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3、从新时期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来看 在1956年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邓小平已经明确提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4页)。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党员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外部渗透与内部滋生的许多消极、腐朽因素会引诱和俘虏我们党内的不坚定分子,从而给党的建设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敏锐地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403页)他告诫说:“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8页)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特别提醒人们:“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379页)只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效地治理腐败,我们党才能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和蓬勃生机。 三、邓小平关于“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的主要论述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而必须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他在总结国外共产党盛衰兴亡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围绕把我们共产党内部搞好这一主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思考,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邓小平要求党的各级干部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他明确地说:“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147页) 2、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邓小平强调组织问题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强调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早在1979年7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3页)他反复强调要选拔党性好、不搞派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接班人,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代代相传;反复强调要选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领导机构,使党的队伍充满朝气与活力。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3、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邓小平提出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和克服腐败。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醒全党,要反对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和特殊化,警惕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后来,他又多次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再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4、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邓小平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邓小平还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最便利、最合理的制度;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民主集中制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完善和发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按党章办事;要建立健全党的规章制度,并将其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之中,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 四、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苏东剧变是上个世纪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苏联共产党在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不仅倏忽间丧失了政权,而且被强令宣布解散,令人嘘唏不已。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曾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研究和借鉴苏联解体与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并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党建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因此,要贯彻邓小平关于“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的思想,就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应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中心任务和历史性课题。 1、必须不断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研究和回答时代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的灵魂、方向和旗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反对盲目维护已被实践证明是过时的观点、对社会变革和基于实践的理论创新持消极甚至抵触态度的态度,同时也必须反对将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当作圭臬,并照抄照搬到中国来,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持否定和诋毁的态度。前者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教条,后者则是把西方的资产阶级理论奉为神圣的教条。对这两种教条主义,我们都要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复杂的,有时甚至会十分激烈。国内和国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都昭示了这一点。我们对敌对势力的政治图谋决不能掉以轻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的理论是制定和实施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基础,是制定党和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基础;同时,也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关键所在。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我们党的理论建设。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定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工程,是党中央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举措。马克思明确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应该充分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从而给我们党的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亟待研究的新的重大课题。比如,从国际方面来说,我们现在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时代、时代主题与时代问题有何联系与异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以及穷国穷人越来越穷、富国富人越来越富,将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进一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从国内方面来说,如何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将之有机统一于我们党和国家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和改革、发展的实践之中?又如,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怎样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统一和有效结合?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现在所干的所有事情,都直接间接地与此有关。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那么,如何坚定不移地正确把握这两个毫不动摇,并把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也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又如,党中央最近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几乎直接或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重大问题。应对科学发展观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阐发,从而不断准确把握并深化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只有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解放思想,科学地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我们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的事业才能永葆生机。 2、必须高度重视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党的各级领导权特别是最高领导权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的人手里。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十分强调培养党的事业的接班人。为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便提出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有的同志说,这“四化”中,其他“三化”好掌握,就是“革命化”是软标准,也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种状况确实存在。但我们应特别注意,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谈到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时,都十分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否坚定,是衡量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政治上强弱的最主要的标准。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这种信仰决不是对一种空洞的说教和理论的盲目迷信,而是心悦诚服地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理论所折服,它是一种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人们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能自觉自愿地、义无反顾地为人类的解放而不懈奋斗。信仰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微观的人生层面,二是宏观的社会层面。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只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才有可能真正完全彻底地忠诚于党、国家、人民和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说过: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时,我们更加需要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显得愈加真诚、宝贵和坚贞。有没有这一信仰大不一样。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失去这一信仰,极有可能害人害已,甚至误国害民。因此,在选拔任用党的干部时,注重考察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并把其真正放在首位,这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是我们始终不变的政治立场。我们所说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有机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又要立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努力成为有知识、懂业务的内行,而且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自觉地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 3、必须继承和弘扬求真务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求真务实既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也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党的宗旨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社会实践。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是我们认识真理的源泉。社会实践之树长青。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武装头脑、指导自我修养,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 忧劳可以修身、兴党,逸豫可以亡身、亡党。共产党员应牢记“两个务必”,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圣人”不利已,忧济在元元。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关键是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真正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落实在各项工作和行动中,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挂在嘴上,经常背诵大段语录,形式上看好似“坚持”,但实际上言行不一,谋的是一己之私利,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为憎恨的作风。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任何个人、集团和政党都会一事无成。我们常说,群众是水党是鱼。群众中的个体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干涸,但一滴滴水汇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对于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歪风邪气和错误潮流,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能为力,显得风平浪静,但在特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掀作巨浪、翻江倒海。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既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世界观、价值观,又体现了我们党的认识路线、工作路线和工作作风。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不渝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始终不渝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观,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真正动力的主体观,并把这“三观”统一于并落实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人民执好政的社会实践的全过程。 4、必须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监督。能不能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说到底,同样是能不能坚持唯物史观的问题,是相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问题。毛泽东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这是唯物史观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有的人就是相信自己,认为自己最聪明,其实,这样的人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而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从翻身解放到解决温饱到建设小康到实现现代化,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只有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来维护来发展。而只有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各项事业才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其中,党的领导是关键,人民民主是基础,依法治国是保证。从本质上讲,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要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首先要在领导班子内部充分发扬民主。要做到这一点,班子的一把手是关键;其次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应蔚然成风;再次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使党内外民主相互促进。要将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要大胆借鉴国外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有益成果,又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既要遵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5、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去长期对我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等多种手法,但效果不大,因此,其“和平演变”的战略便被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精辟地分析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不仅从整体上掌控着全球经济、政治的秩序,其思想文化也力图左右在他们看来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村”。近些年,美国拼命宣扬“全球经济一体化”,极力推广其包容广泛的“产业文化”概念,说什么世界已经进入非物质的、符号的、交换与消费的、超越民族与国家的“后工业时代”,其目的除获得超额经济利益外,便是为了实现其“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国内外敌对势力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地位用强力是极难撼动的,于是他们便对我主要采取西化、分化的软手段。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全党必须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在2003年底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攻目标,就是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特别要看到的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对于这一点,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做到警钟长鸣。”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是他们逐步轻视、脱离直至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恶果,是西方势力通过苏共错误的意识形态工作把西方资产阶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及其他错误理论渗透到苏联党内和全社会的必然恶果。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当国际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思想渗透的手段和方式还会不断变化和翻新,但他们西化、分化、弱化我们的目的是始终一贯的,也是决不会改变的。尽管境内外敌对势力宣扬的那一套政治观点和主张在社会上的影响是有限的,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我们丝毫不可掉以轻心、放松警惕,更不能放任自流。 在新世纪新阶段,历史把新的重大责任赋予我们党,人民对我们党寄予新的厚望。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切实把我们党内部建设好,真正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团结奋进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党就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社会主义中国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我们学习邓小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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