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外交(3) | |
罗银胜 | |
连载:乔冠华才情人生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作者:罗银胜 | |
对外宣传,也是乔冠华开国之初外交生涯的组成部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后,下设新闻总署,首任署长是胡乔木,其国际新闻局局长由乔冠 华兼任,副局长为刘尊棋,秘书长为冯亦代,萧乾在英文组,徐迟、戴望舒在法文组。起初 工作人员不多,而这些人员中的大多数是由乔冠华亲自挑选的。 国际新闻局开张伊始,就酝酿创办对外宣扬刊物《人民中国》。萧乾是这份刊物的元老 国际新闻局正副局长乔冠华、刘尊棋都是中共党员,由于乔冠华还有外交部的工作,所以只 能每星期来三次。他们两位领导为人很好,非常谦虚,与局里的非党知识分子相处融洽。萧 乾、冯亦代等人都觉得这时是他们在解放后工作最愉快的一段时期;他们认为,“当时党与 非党人士的界限也没有以后划得那么经渭分明,所以工作上很顺手。”冯亦代:《 怀念与反思》,见《色彩集》,第10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第1版。乔冠华从不以共产党领导自居,为人温和,关心同志,与同志们关系融洽 。萧乾对此感触颇深,不过有一件事却使他心头结下了一点疙瘩:…… 星期天的文娱活动不是坐在一起齐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叉着腰扭扭秧歌 。生活单调些,可人与人间却十分融洽。非党的人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员最常说的是“革 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我开始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30年代苏联那血淋淋的教训以及东欧的党与知识 分子的紧张关系,起了前车之鉴的作用,说不定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东方哲学也有着一定的 影响。学《毛选》读到新民主主义要若干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心里感到踏实。我们这一代 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能有一个过渡阶段,在党的宽容及我们自身的努力下,适应起来也许就 不吃力了。…… 1950年冬天,乔冠华要我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临动身前又取消了我出访的资格,说像 我这样的人还是在国内走走算了,……1950年伍修权和乔冠华去联合国所作的那次演讲,也是我们赶译成英文的。尽管已经明确知 悉自己不受信任,可是由于多年的习惯,对工作从未放松丝毫。 萧乾:《风雨平生 --萧乾口述自传》,第236-2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这是当时的政策使然,党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 建国之初,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一事,乔冠华去找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请他主持其事 。费孝通表示担心自己的英译水平不足以 胜任如此大事,就推荐本校另一位名教授钱锺书担当此事。乔冠华接受了费孝通的这番诚意,钱锺书遂加盟于“毛选”英译小组并主其事。在后来的一 连串政治运动中,钱锺书幸未受到大的冲击(在五十年代末,“反右”狂潮渐落,众多被错 划为右派分子的大知识分子进入沉默期,钱锺书则在1958年出版《宋诗选注》一书。后又加 入《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与乔冠华、叶君健、袁水拍共事),很可能和他参与毛 泽东著作和诗词英译有关。 参见张冠生:《费孝通传》,第605~606页,群言出版 社 2000年5月第1版。 当然,乔冠华在领导毛著英译小组期间,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也 是功不可没的。 这时,乔冠华又与清华的老同学季羡林取得了联系,季羡林已在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任教, 据他回忆,乔冠华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他说:“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 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记得送他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们俩显然很熟识。艾说:‘ 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乔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彼此哈哈大笑。从此我就 再没有同乔冠华打交道。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两乔木都 没有官架子。我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 季羡林:《我的求学之路》,第88~8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许多进步文化人听从党的召唤,纷纷来到京城,投身革命事业。 在北京东单有一座栖凤楼小院,这里先后住进的有戴浩、盛家伦、唐瑜、吴祖光、黄苗子、 郁凤等。 这里的环境比重庆时期好得多了,一时间栖凤楼成为北京一个文化界人士相聚的场 所,他们在这里尽情挥洒各自的个性,自由自在地读书、聊天、唱歌、弹琴、绘画……据唐瑜回忆说,这个栖凤楼,本来就很热闹,现在更是谈笑有鸿儒,名人高士,来往不绝。 齐白石、老舍、梅兰芳、程砚秋、欧阳予倩、洪深、阿英、阳翰笙、田汉、叶恭绰、胡风、 章泯、吕骥、刘白羽、宋之的、叶浅予、丁聪、张光宇,还有青年艺术剧院的张正宇、吴 雪 、金山……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潘汉年、黄佐临、张骏祥、柯灵、于伶、张瑞芳 等到了北京,也都往栖凤楼跑。 此外,乔冠华以及夏衍、廖承志、陈家康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等,也时常光顾栖凤楼 ,与文艺界人士谈心、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