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10月10日电(记者崔砺金)
编者按:10月10日是第十届“世界精神卫生日”。根据国际上评价多类疾病的总体负担指标,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远远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造成的负担。让我们动员全社会力量,努力为精神障碍康复者重返社会营造一方温馨的绿洲。
叩开一扇扇紧锁的房门,精神病人的模样让人心悸,而发病的原因更使人心恸。
这是一个平常人从来不愿涉足的地方。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一个聚集着500多位精神病患者的专科医院。记者一踏进这里,立刻被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所包围。没有想象中的哭叫、吵闹,偶见几个护士或探病的家属匆匆走过。
重症区,每一层楼都是大门紧锁。在这些门后是怎样一个世界?医生建议记者先去看看一楼的老年痴呆病人。集中活动室里,电视机声开得很响。十来个老人有的目不转晴地盯着电视机,有的趴在桌上一动不动,有的不停地走来走去,还有的望着天花板发呆,脸上是一律的迟钝和呆滞。医生说这些老人里姚某很幸运,因为他的儿女对老人时时记挂,常来嘘寒问暖。相比之下,老人吴某就没那么幸运了,子女们早就对患病的父亲烦于照应,将老人送进医院后,如同卸下了一个包袱,从此绝少过问。还有李某,人还在医院,家里的子女却认为老母时日无多,为了财产已经闹翻了天。不管怎么样,痴呆的老人们对这一切都已经无力作出任何反应了。
二楼是女病区。医生打开了大门后面第二道紧锁的病房门,房间里有8个病人,看起来都很年轻。红白相间的病号服在她们身上奇怪地晦暗了,她们或躺着,或站着一言不发,或瞅着来人上下打量。墙角处不停痴笑的是阿玉,一个不幸的女人。春节时一家人出游却出了车祸,丈夫死了,自己和儿子摔成骨折,巨大的打击使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整天喃喃自语,患上了癔症。还有干部模样的阿玲,看谁都是一副充满戒备的样子。年前单位安排她去外地学习,领导允诺回来给她升职。可等她回来却发现那个职位早已安排给别人了。从此她整天疑神疑鬼,最后得了精神分裂症。看起来,似乎每一个病人背后都有一个悲哀的故事。
病房里一个护士开门出去,门边一个病人马上拉住门把手,拼命往外挤,被护士使劲推回来。医生们都说,重症区的病人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不承认自己有病,一有机会就要往外逃,所以必须把门锁起来。
站在楼上,可以看到对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四面是高高的围墙。院子里三三两两全是男病人,他们带着一片茫然无知的表情在院子里以各种姿态停留、徘徊,似乎是一群游荡在时间之外的局外人。据说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安安静静的,不吵也不闹,也不会伤害谁。
离重症区不远是心身科,这里收治病情较轻的患者。走进三楼的活动室,几十个病人正在搞活动:看电视、打乒乓球、唱卡拉OK、谈天、在跑步机上健身……他(她)们穿着正常人的衣服,神态安详,举止自若,思维清楚,看上去与正常人无异。交谈中才发现他们知道自己精神上有问题,迫切希望治疗恢复健康。小郑,一个30多岁的男教师,对自己要求很高,十分上进,评上“优秀教师”后更是拼命工作,把学生的成绩作为唯一的追求,长时间的压力使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60多岁的老张本来是某机关处级干部,退休前领导曾同意把他的儿子的工作安排进来,退休以后“人走茶凉”才知道是领导的“空头支票”一张。老婆、儿子的埋怨和内心的失衡使老张深受刺激,结果他得了焦虑症。还有一个16岁患神经性厌食症的的女孩小欣,只因为被同学说了一句“像皮球”就决心减肥,减到后来骨瘦如柴,月经停了,走路也不能走了,甚至见了米饭都恶心,并且开始忧郁消沉。
据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院长赵国秋介绍,由于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紧张等种种因素,近年来精神病患者正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精神病人只是一些不幸暂时迷失了自我的平常人,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可怕。
如果你遇到精神病人,是唯恐避之不及还是勇敢地伸出关爱之手?遗憾的是,现实社会的种种偏见和不理解,在精神病人面前树起了一道道绝望的篱墙。
“你身边如果有曾经患过精神病的人,你会怎么对待他们?”--这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正视的问题。
“许多精神病患者仍然活着。社会的偏见和不理解在他们面前树起了一道令人绝望的高墙。只要还没有征服对‘疯子’荒谬的恐惧感,只要社会各阶层还不了解精神卫生不仅仅是专家的事,即使技术最先进的精神科医生努力使患者获得康复性治疗也很可能不会有成果。”这段话出现在40多年前庆祝1959年世界卫生日的《世界卫生》特刊中。令人悲哀的是,时隔数十年,这段话仍然是那样震耳发聩。
悲哀之一来源于社会偏见。精神病患者其实是一群脑疾病的受害者,往往被人们看作“不可理喻的疯子”、“可怕的异类”,尤其是那些痴呆的、弱智的,常常沦为人们取笑、歧视、凌辱甚至虐待的对象。很多精神病患者出院后,仍然得不到和正常人平等的待遇,在工作上、社会交往中受尽歧视。失去工作的精神病患者,恢复健康后很难再找到工作。世人歧视的眼光造成了精神病人由始至终的羞耻感,于是,医院里出现了一种“住院依赖”的奇怪现象,很多病人病好了却宁愿在医院里继续呆下去也不愿出院。
悲哀之二来源于家庭的“讳疾忌医”。在浙江绍兴市有这样一件事: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听说某户人家有个精神病人,于是上门访问,却被家属拒绝。一连跑了8次以后,家属在无奈之下才让工作人员见到那位病人。医学社会学家用“病耻感”来解释这一现象。精神病使患者家属同样感到羞耻,“家丑不可外扬”,明知有病却不愿送病人就诊,导致病情拖延加重。一姓陈的精神病患者,从19岁发病起就被反铐双手关在屋内,至今已有28年不见天日。
悲哀之三来源于精神病人的“求医困难”。去年3月11日清晨,浙江省温州市小塘村的村民在村头公厕旁发现了一个用被子盖着的女人尸体。警方接到村民报警后,勘察完现场,发现这个死者是他们前几天送往卫生院抢救的病人,便迅速传讯了塘下村卫生院院长舒成权。舒成权承认是他指挥本院的5个医生把病人“送”出卫生院的。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为什么会把自己收治的病人扔出去呢?舒成权竞说,精神病人不是卫生院的治疗对象,而且精神病人不容易发生意外。他说他在街上经常看到精神病人,什么肮脏的东西吃了都没事,这些人的生命力很强。
据浙江省精神卫生办公室统计,在浙江城乡目前约有440万人存在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发生率达10%,约有精神分裂症病人30万,抑郁症病人和神经症病人分别达到或超过120万,其中10%-15%的抑郁症病人有自杀倾向。老年性痴呆的发病率也随着人口老龄化呈上升趋势。在社区服务尚未开展的区域,精神病人就医率不足20%,在开展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区域中精神病人的治疗率仅60%。在首次发病的精神病人中,仅1/3的病人求助于精神科医生,1/3的病人求助于迷信活动和宗教治疗,另1/3的病人仍在综合科徘徊。精神病人的求医为何变得如此艰难?
根据浙江省大病医疗保险有关规定,精神病的医疗报销额度每次要从3000元开始,不累积。也就是说,一次治疗不到3000元的医疗费是无从报销的。而大多数患者的住院周期都不长,一般只有40天左右,医疗费用也一般是一次2000多元。入了大病医疗保险的不一定能享受到,而目前很多企业经营状况不理想更使得入大病医疗保险成为一句空话。从浙江省的情况调查可以看出,精神病患者中青壮年占很大比重,其中,有八成以上是农民。这是一个贫困的群体,这笔医疗费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不少人因为不堪重负而放弃了治疗。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商业保险都把精神病拒之门外,大病保险项目中根本就没有“精神病”这一项,如果健康人有精神病的既往病史,在某些保险公司保险时要“除外投保”,即事先注明投保项目不包括“精神病”。社会保障体系本身的不健全和保险计划的不公正使精神病患者可能享受的医疗保障一点一点地减少。
帮助精神病人--无论是家庭、社区还是政府,都任重而道远。
城市大街小巷、立交桥下,经常可见到满身污垢、衣不蔽体、行为古怪的精神病人,他们仿佛是被人遗忘的角落。然而,他们又是最不应该被视为异类的弱势群体。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强亦忠呼吁:“精神病的致病因素中,心理因素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因此患者需要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呵护。要尽快创造一个有利于他们就医、康复和回归社会的良好环境。”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世界上共有精神病患者4亿多人,其中一半以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在我国,抽样调查表明,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已经达到千分之十三点四七,全国精神病人总数达到1600万。据我国1999年精神卫生调查显示:我国人群的自杀率已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因抑郁症和其它精神障碍自杀死亡者占人群自杀死亡的40%以上。这意味着在中国每年有20万人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浙江省精神卫生办公室石其昌主任认为:“由于精神病自我意志的丧失,精神病人的痛苦是不自觉的,人们往往只看到他(她)们失去理性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她)们不需要同情和帮助。”
西方国家还提出了“精神病患者出院”这一概念,即在社区环境中而不是在精神病院中对患者进行护理。患者出院必须要求在精神病院的院墙外实施各种选择方案。此时,社区医疗服务变得至关重要。包括农村的家庭病床、城市的群众性看护网、乡镇和街道的工疗组,居委和村委的康复站,学校的心理咨询和辅导,患及亲属的自助社团以及心理健康热线咨询等,社区服务的推广将使精神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工作更加有成效。
杭州市政府1998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把心理卫生纳入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并成立了心理卫生领导小组。以杭州的工疗站为例,该机构作为社区服务的一部分已经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它们在民政部门指导下,由各街道管理,并挂靠福利工厂,病人出院后,就在工疗站里暂时工作,同时接受诊疗康复服务,逐渐适应社会。无独有偶,去年下半年,北京宣武区启动社区精神卫生“预康”工程。这是北京第一个面向社区,集预防、医疗、康复和社会化管理于一体的精神疾病防治管理体系。据了解,该区推行了责任医师合同制服务,社区医生定期入户,为患者提供治疗,帮助患者制定康复计划。针对精神病人自理能力差的特点,还在房山建立了农疗康复基地,让病人通过喂养家禽等掌握生活技能。
根据国家规划,政府经费对精神卫生的投入每人每年不少于0.15元,而实际上,相当多的地区仍是“捉襟见肘”。专家呼吁:精神卫生工作是政府的职责之一,其投入及运作都应该以政府为主渠道,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倾斜,增加预算投入。广州市政协委员据此还建议当地政府扩建或改建现有精神病院和增设新精神病院,并由政府职能部门牵头,发动全民、全社会支持成立广州市精神病人基金会,以资助、扶持精神病人的管治事业。
据浙江省精神卫生办公室石其昌主任透露,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精神卫生法规。虽然立法的调研准备工作已进行了十多年,但至今相关法规还迟迟没有出笼。他说,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以保护精神患者的合法权益,已经越来越迫切。
有专家预测,“十五”期间我国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因此尽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降低精神病的“未治率”。另外,对于贫困地区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不少地区的尝试值得各地借鉴。这包括由各级政府、精神卫生机构、患者家属分别承担一点“分摊”办法;通过建立“社区康复站”、“贫困精神患者康复基金”等形式,免费为精神病患者送医送药等关爱方式。伸出你我的手,让精神病人重新完全回归社会,获得合适住所,得到带薪工作和合理社交--这样的梦想也许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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