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了《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这是我近来读书时很少有的情况。这是一本可读性很高的书,一本以事实为依据而又不乏真知灼见的书。这里既有丰富的史料可供我们比较、查考,又可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品味,不仅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会感到兴趣,还可帮助读者借此来阅历人生。这是一部文学研究的札记。也是一部富有情节性的散文随笔。
沈从文与丁玲,生前都不曾隐晦过他们之间的纠葛。特别是丁玲同志,她很激动,一再主动地向局外人公开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她当然认为这是必要的,正确的。沈从文先生生前没有公开写文章,但是他在与人通信时还是发泄了不平。这些信到底也由别人公开发表了。所以我在没有读李辉同志的这部专著以前,就已经读到了不少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不同言论了。我以为这不足为奇,谁都知道作者的文章一经发表,也属于社会所有,而当事者的动机,当然要想通过舆论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承认,否则何必要发表文章呢。当事者既然要使社会上周知其事,局外人也会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加以判断和比较,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也就有了发言的资格。我想,李辉同其他的“好事者”一样,他们就这样顺理成章地介入了这场公案。
我同意李辉对这一公案的认识和分析:
沈从文、丁玲,各自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人生道路,本身就是独立的高峰,有各自的风景。他们即使从不相识,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他们的过去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存在而丝毫不减其耀眼的风彩。
但是,历史既然安排他们相识在北京,相识在他们开创未来文学生活的起端,他们的恩怨沧桑,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的复杂,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见本书第十六章:《沧桑永无终结》)
世无完人,我在读李辉同志这部著作以后,丝毫也没有减弱我对沈从文、丁玲的敬佩,也没有使我对他们多年来的坎坷命运失去了同情。他们的作品永远是我喜爱的。
我最初知识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的名字,还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在天津北门西、天津县政府旁边卖旧书的地摊上,买到一本沈从文著的《记胡也频》。封面上是胡也频的西装半身照。尽管当时有些背景知识我还茫然,但是在我心中已深印下了沈、胡、丁三人的影子。后来,我又看了沈从文写丁玲的两本书:《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我获得很多知识,也产生某些疑惑不解。
有趣的是,若干年后,我在北京先后见到了沈从文和丁玲。
1956年报纸改版,我奉命跟萧乾(副刊顾问)跑。他带我遍访京城的名作家,我们也到过东城的沈家。只记得沈先生很拘谨,光是微笑,话很少。沈夫人张兆和女士正当中年,穿了一件毛蓝布的中式短褂,不是对襟的那种样式,显得非常大方、典雅。这以前,蓝翎同志已经拜访过沈先生了。应该说,党报文艺编辑的先后来访,对于原来已经万念俱灰的沈先生,是一次意外的鼓动。他终于为我们的副刊写了一篇散文《天安门前》,交给了蓝翎同志。那时蓝翎和我同在副刊共事。这也许是沈先生在1949年以后第一次重新拾起了文艺的笔,可惜也只是偶尔一试而已,从此再没有给我们写稿,大约此时子冈同志还向他约了一篇《新湘行散记》,是在《旅行家》上发表的吧。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文艺报》在新侨饭店举行一次散文座谈会,我又见到了沈先生。他同臧克家、李健吾、季羡林挤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我过去问候时,他们一起谦虚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这使我万分不安,老人们的道德风仪深入我心。我再向沈从文先生约稿,并提起当年为我们写的那篇《天安门前》。他仍然像二十几年前一样地微笑不语。开会时,我发现他捧着一个练习本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别人的发言。我很奇怪,这有必要吗?
沈先生去世后,我在沈家见过一次张兆和先生。她已经白发苍苍了,不过仍如过去一样的文静、可亲。
丁玲同志,我常常在有关的会场上见到她。当然,这已经是80年代的事了。还是1979年她刚从山西回到北京的时候,那时她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报纸当时的总编辑秦川同志,让我们去看看丁玲。作为私交,他已经看望过丁玲同志了,而且还跟我说,当年他在延安时,丁玲曾经是他的领导。我特别约了解波一道而去。我想象中的丁玲应该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女性,一定很豪放,但是见面之后,发觉她沉静而安详,一点也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那时丁玲同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她向我们介绍了她这些年的经历,我们问候了她的健康。她还给我们看了她正在用以写作的那个活页夹子,还有《杜晚香》的原稿……。不久,我们为丁玲同志的问题得到解决而高兴。此后几次在公共场合,我都发现她爱穿一件紫红色的毛衣,这也反映了她当时愉快的心情。她比初回北京时年轻多了。
我同本书作者李辉同志相识的时候,彼此还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后来他调来我们单位,彼此又成为同事。我们年轻有别,业余爱好却有些相似。有暇时我们常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但八成离不开现代文学,离不开作家和书刊。我们都有很多美丽的梦,想弄这又弄那。李辉到底比我年轻,不仅精力充沛,思想也活跃,知识比我丰富。有一次,我把自己早想做而无精力做的事告诉他,希望他来完成。当年我曾经想找出最早发表沈从文记丁玲的《国闻周报》,据以校勘辑录出使国民党审查机关删割的文字,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应该有人来做。少壮派的李辉一口应承了。从此,他默默地伏案工作起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目光亦有所发展,结果远远超过了我原先设想的规模,不仅仅是研究著作,已经完成了一部有血有肉,有风有雨,有恨有爱,有情有理的可供广大读者欣赏的文学读物。作者找了多少不易找到的书刊啊,又跑了多少路去访问各位知情者,我很羡慕他那旺盛的精力,也佩服他的见识和工作热情。
我绝对相信年轻人一定会胜过前一代人。
正因为李辉同志的这本书与我有这么一点牵扯,因此他希望我能为他的书写点什么,于是就有了我这篇东西。不过我很怀疑,如此拉杂的文字能说是一篇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