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学文文集:安全高于一切,制度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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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高于一切,制度高于一切

   电视的交通新闻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一位公民和他的朋友公余自愿驾车巡逻,发现和帮助处理交通事故。他们没有交通局的正式委托,而内政部门宁愿没有这样的义工添乱,因为没有条例规范他们。
   另一则怪事也是从电视新闻中获悉的。卡厄斯鲁尔一家小商店的老板是一位非常具有同情心的人,他特别对失业者打两折。可这却是违法的,政府管理部门要他立即停止打折,否则要以法律制裁!而他仅仅是想帮助他人。
   自九八年起,德国电话业开放竞争。在电视台服务节目中,一位读者竟然请问那个报价对他最合适?私人电话公司报价各种各样,每个人电话使用情况各异,有人多打本市,有人多打长途,有人多打国内,有人多大国际,谁能替你决定。垄断宠坏了消费者,使他们变得懒惰和无能。
   Ohne Angst vor einer offenen Welt, Die Vorteile eines weltumspannenden Wettbewerbs / Das Ph鋘omen der Globalisierung wird von Interessenwahren absichtsvoll d鋗onisiert, FAZ 25.01.97
   这是一篇为德国人解惑的文章,谆谆劝导他们不要对经济日益国际化有恐惧心理,而采取不智的经济政策。

   编者按的第一句话就是:“国际化引起恐惧”。编者的意思,从村庄到民族国家,人们还能彼此了解。可是在扩展,对世界的直观把握、预见能力以及信任感一下子就变得不可能了。于是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心理,对经济国际化“自然”产生恐惧。
   特别是在德国,那些在不景气的时候想把投资移往国外的人,立刻又面临“逃跑主义”的怀疑。联邦总统直言,他不承认那些“在德国关厂,裁员,并且基本上不纳税的德国人”为德国企业家。
   亚当•斯密说过,盈利象一只无形的手,牵着投资者运用一切手段实现盈利的目的。因此,资本向国外转移应当被视为国内政治状况、投资环境和经济结构恶化的一个标志。
   经济的国际化并不自今日始。例如,国际货币组织和最惠国条款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德很快跃居世界上第二大进出口贸易国。就此而言,德国曾经是开放和国际化的,它曾经是国际化的收益者,他们能够吃掉竞争者,他们因此而致富。今天的情况变了,他们必须面对竞争者而维护自己的位置。尤其是今天交通网络和信息传播国际化,自外于国际化,只能隔离自己,不能保护自己。金融的国际化是最现实的。以德国统一为例。东德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些投资主要来自信贷。当时政府的高利率政策使德国在一夜之间从资本输出国变成资本输入国。
   德国“大规模窃听”法案的前前后后
    作为东方人,来到西方后,我们都会极其强烈地感受到西方社会中对个人、个人权利的高度自觉以及尊重和保护私人生活空间的社会风尚。而且不仅仅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风尚,公民个人及其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例如联邦德国基本法第十三条保护私人住宅的不可侵犯性。第十三条明文确认,“住宅是不可侵犯的”。只有为了紧急防范对公众或个人生命安全的威胁,才可以经过由宪法授权的机构,并且以宪法规定的形式限制住宅的不可侵犯权,例如搜查住宅。
    可是近来政府在议会提出了“大窃听”法案,并且为此已经在参院获得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修改宪法。这是德国战后政治中的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也是德国议会政坛上虽说还没有闭幕但结局已定的一出戏。
    “大窃听”,德文为GRO逧R LAUSCHANGRIFF。GROß 意为“大”,“重大”,
   LAUSCHANGRIFF由LAUSCH和ANGRIFF,即窃听和侵犯两词组成。因为对公民住宅的窃听
   涉及到对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侵犯。而这一侵犯普遍涉及每个公民,因此确切地应译为“大规模窃听侵犯”。比起其它西方民主国家,德国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原本就要严密得多,例如德国的户籍申报制度。住址变更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户籍管理部门报告。初到德国时,有一次我刚刚迁入另一所学生宿舍,就意外地收到户籍管理处警告信。原来书面通知不算数,必须本人亲自到户籍处申报,同时还必须提交经房主签字的迁入证明。政府时刻严格准确地掌握着公民的动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政府对公民的控制,德国或许并不比中国逊色,甚至更为有效。
    大约在两年以前,政府就在议会上提出为有利打击重大刑事犯罪份子而对私人住宅进行窃听的法案。具体说来,对重大犯刑事犯罪嫌疑,经过三个法官批准,可对其住宅进行为期四周的窃听。通过这一法案,则意味着公民住宅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在法律上的终结。“大窃听”之为“侵犯”,原因就在于此。这将是强化国家权力,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重大步骤。要知道,判定公民个人有紧急的重大刑事犯罪嫌疑而决定对他实行窃听,并没有严格确定的程序也无须确证嫌疑的理由与证据。当事人完全可能无辜而错误地被窃听,国家不会因此被追究责任。而法律在这里也没有明确提供给公民个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手段。这样的法案在立法上和实际上都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不受约束的强化。这不是无端的推测,而是基于在德国这个民主国家的始料未及的现实经验。不要说窃听,就是检察院鉴于紧急的重大刑事犯罪嫌疑下令逮捕公民个人,都不必经过确定的程序确证逮捕的理由与证据。例如九六年吕贝克(L蹷ECK)难民营起火,仅凭一位德国救护人员的一句话-无旁证、无物证-,检察院就以纵火和多起谋杀嫌疑犯的罪名下令逮捕了难民营的一位黎巴嫩居民,事后证明是错误的,检察院不得不承认证据不足。一位旅居德国的中国人,被人诬告贪污、住址不详、企图携款-区区五千马克-逃跑,就被警察抓进了监狱。事后,法庭拒不开庭审理该案,并与警察联手将他递解出境了事。
    出人意料的是,执政党的这个提案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在野的社会民主党(SPD)的支持!而当时任司法部长的联合执政的自民党(FDP)劳伊特豪依瑟-施纳痕贝格夫人
   (LEUTHEUSSER-SCHNARRENBERGER)。出于维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原则,坚决反对“大监
   听”提案。到头来,惹得科尔政府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及基督教社会联盟(CSU)恼怒,自民党怕伤害自己分享执政的利益。结果她被本党逼退,丢了乌纱帽。
    事过两年,政府重提“大窃听”法案,根据早先与社会民主党的协调,除了议员、神职人员和辩护律师之外,“大窃听”涵盖所有职业群体和公民个人。这一提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新闻界和医疗界的反弹。如果新闻业者不能免于政府窃听,那么新闻自由将毫无保障。而医生对病人保守秘密的义务比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权利远为长久。“倾听”了民意,社会民主党联合绿党又提出扩展免于窃听的职业群组的对立提案。两案于九八年二月五日在议会投票对决。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加自民党在议会占多数,科尔政府以为稳操胜卷,没想到却以322对329票以及两票保留的结果败北。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有个别自民党议员投票支持对立案。一时间,CDU和CSU恼怒,FDP尴尬。
    由于“大窃听”法案与宪法第十三条相抵触,所以它的立法不仅要求在议会通过,而且还必须在参院(BUNDESRAT)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修改宪法。参院的多数是社会民主党。紧接着五日的议会表决,是六日的参院表决。执政党在议会投票失败后,“大窃听”法案的反对者将希望寄托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布来梅市身上,布来梅市长对“大窃听”提案有强烈批评。如果他们投票反对,无法通过修宪,“大窃听”法案就彻底破产了。结果又是一个出人意料,参院投票通过修改宪法!原来,在投票前一晚,执政党以同意召集一调停委员会提出改进提案,换得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修改宪法第十三条。在两院投票之后,议会召集了一个调停委员会对“大窃听”法案提出改进案。大局已定,最终必有一个“大窃听”改进案,令各方满意而得通过。
    事情是明摆着的,执政党在议会表决已经输掉,他们必须争取通过修宪。而只要修宪通过,通过“大窃听”法案迟早是囊中之物。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在这么一个政治上明显有利可图的题目上放弃抗争,反而毫不掩饰地与执政党协调合作,他们到底要什么?
    我没有答案,而政治党派和公众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暧昧不明的表演更让人困惑和忧虑。为打击重大刑事犯罪,现有的法律手段远远没有穷尽。没有人认真指望,通过了“大窃听”法案治安会有明显好转。但是大家都明白,“大窃听”的杀手锏使国家更能放手加强对个人的控制,相应地个人自由更失保障。但是没有一个声音明白地反对政府的提案,反对它对宪法的侵犯、对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侵犯。社会民主党虽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可是他们与执政党的协调和在参院的投票却是再明白不过地表示了他们无异于执政党的支持强化国家权力、限制公民自由的立场。认为某些政党为保守,相信另一些政党代表民主正义,如果不是天真的一厢情愿,便是有目的的政治宣传。
    究竟根据什么,可以划定谁应当到保护而免于被窃听,谁无权受到保护而可以被窃听?为什么议员们可以享有比一般百姓特殊的权利而免于被窃听,换句话说,凭什么一般公民可以被剥夺免受窃听的权利?根据当然不在宪法。惟其如此,政客们才要修改宪法。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公民们彻底输掉了。新闻界和医疗界争论的并不是要不要限制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力,而是多限制一些还是少限制一些。然而离开了免受窃听的职业,就是普通公民一个,没有宪法的保障,面对国家任意的窃听,个人再难有反抗之力。
    统一以后,右翼思潮在整个德国社会死灰复燃,政府政策常常追随其后,助长这个国家和社会向右的趋势。上一次大选前-四年以前-,政府和媒体一起大炒所谓“难民问题”,那时政府里就有人提出要修改宪法第十六条“政治上受到迫害者享有避难的权利”。如今对德国战后一九四九年通过的民主宪法第十三条的修改,已成既成事实。统一后的德国,政治在向右转,民主在向后退。
   
   
   
   还学文 德国 埃森 一九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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