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 2003年 第23期/作者:张琏瑰 翟 昆 马小军 庞中英
组织这次讨论,是对近来亚洲东部一系列国家政治演进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连续观察和深入思考后决定的。韩国政坛的动荡和卢武铉总统的困境,当政22年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带领本国经历了冷战、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的洗礼后走下政治舞台,菲律宾在时隔十几年后于今年7月再次发生尽管是不成气候的兵变,柬埔寨大选后出现长达三个月的政治僵局,还有印度尼西亚在经历了六年“民主化”进程后依然动荡无序……
这些现象是孤立的、偶然的,还是具有某种普遍意义?我们邀请几位学者为我们进行分析,得出的虽然不能说都是结论,但话题引发的思考远远超出主持人当初的预想。——主持人手记
不妨从韩国讲起
张琏瑰 中央党校国际政治学教授
有两种进步模式:一是突变,二是渐变。卢武铉是渐变过程中的关键性总统,必然要经历新旧矛盾的冲击。
探讨东亚政治演进情况,不妨以韩国作为分析解剖的实例,把韩国放在所有转型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这一视角之下去观察。
近来,韩国政坛风波四起,继10月10日卢武铉总统宣布将接受“国民再信任”投票后,以总理为首的内阁和总统府秘书室也决定集体辞职,但被卢武铉拒绝。韩国政坛出现近年来少有的动荡。
动荡还会持续下去?
今年6月,韩国在野党揭露出2000年朝韩南北峰会期间金大中政府秘密转给朝鲜一大笔钱,此后韩国检查机关介入了此事,今年8月4日韩国现代财团郑梦宪自杀即与此事有关。
9月20日,韩国执政党——新千年民主党发生分裂,9月底卢武铉宣布退出执政的新千年民主党,成为无党派的总统。而在这前后卢武铉身边的一些关键人物不断被揭露出来有各种违法的行为,其中包括卢武铉总统竞选班子事务总长等人。这在韩国各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卢武铉则经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信誉考验,其支持率急剧下降。在野党提出要修宪,要对卢武铉政府进行监察。此时韩国又揭露出了间谍事件:一位已经取得德国国籍的原韩国教授被揭露出是朝鲜的大间谍,据称该人位置高到在朝鲜政界的领导人排序中排名23位。卢武铉出来替这位教授说情,引起韩国政坛反对派的强烈不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韩国国内的政治动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韩国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卢武铉本人确实政治经验不足。非职业政治家的经历决定了他不像金大中、金泳三那样圆滑。最典型的就是他和媒体的关系。当媒体挖出卢武铉政府的丑闻,并对一些丑闻进行炒作时,他破天荒地提出对媒体进行起诉,把韩国最大的四家报纸《朝鲜日报》、《东亚日报》、《韩国日报》、《中央日报》全部告上法庭。
另外,卢武铉上台后有意把一些老政客排除在外,启用被称作“386”(30多岁,80年代上大学,60年代出生)一代的年轻人,使得韩国的一些政策出现来回摇摆。
卢武铉上台前还曾提出过一些非常振奋人心的口号:比如在他执政期间要使韩国人均收入达到两万美元,把韩国建设成东北亚的中心国家。但实际执政后却发现治理国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致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当总统太难了。结果他当时承诺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实现。
角色变换引发的矛盾
卢武铉上台前后,他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卢武铉是以贫苦百姓、工人领袖代言人的角色上台的,但他当了总统后政治角色发生了转变,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维持国家的安定,如何促进经济发展,这就和“造反派”发生了冲突。因为工人认为我们的代言人上台后就应该为我们说话。因此当经济发展缓慢,工人生活水平难以提高时,发生了工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罢工。作为国家领导人,卢武铉当然不赞成罢工,但他又不能对工人进行镇压,因为他们以前是他的支持力量,但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又必须维持国家的稳定,这就是一种矛盾。
二是卢武铉上台前打的是反美的旗号,这很符合老百姓的心声,他被誉为敢对美国说“不”的人。但当他成功当选总统以后,为了国家安全的现实利益,他必须改善和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因此他就任后不久就跑到美国,说了一些支持美国的话,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不满。
三是卢武铉以反腐败上台,提出要刷新政治,争取国民参与,反对政客和腐败分子。但在他执政后,那些财团马上向他靠拢,用各种办法很快把他身边一些人拉下水,他的心腹、亲信屡屡被指有违法行为,这使卢武铉非常被动,这也和他原来的理念相违背。
四是卢武铉上台时打的是继承金大中“阳光政策”的旗号,称坚持继续对北进行经援。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常常不如人愿。比如在核问题上,卢武铉既不能激怒朝鲜,又不能得罪美国。现在在韩国国内有很多政客都主张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但也有些青年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对朝鲜持同情态度,卢武铉如果继续推动对北和缓,就势必与国内那批反对派形成对立。
威权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过程中的必然经历
但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大的视角下进行研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所有类似转型国家所普遍面临的问题。韩国从军事独裁到平民政治的发展是通过选举实现的,经历的是一个平缓的过程。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是军人执政,紧接着金泳三、金大中是政客执政,到卢武铉实际上是一种平民政治。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剧烈的动荡,这样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矛盾,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很难融合到一起。所以卢武铉虽然有一些新想法、新理念,但在韩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框架内却很难有所施展。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一种经历、一种过渡,是政治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它也决不是韩国一国独有的。
世界各国在进行新旧转换过程中,有两种变换模式:一是突变,进行革命,把旧的东西全部推翻,建立全新的体制,这样避免了新旧之间相互制约的矛盾;二是渐变,它避免了剧变中的牺牲,但代价也同样要付出,就是在渐变过程中新旧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卢武铉作为渐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总统,必然要经历这种矛盾的冲击。如果卢武铉是个有经验的政治家,就能够巧妙地化解这些矛盾,更快地解决问题。但从目前的局面看,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也有可能一两代总统后才能彻底解决。在由威权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的过程中,这是一种必然的、宿命的经历。
给东南亚国家把脉
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应是根据国情的自主选择;要不断修正国家或制度机体的毛病;政治家责任重大。
翟 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有位老师在解释政治家和政治学家的关系时说,“政治家是病人,政治学家是医生。”因为政治学家可以查清病因,开药方;政治家可以服药治病,解决(国家的)问题。
“内服民族路线,外贴国际合作”帮印尼康复
还是从近来最风光的印尼女总统梅加瓦蒂谈起吧。在今年10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梅加瓦蒂代表东盟9国领导人向即将退休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致敬。美国总统布什也在开完APEC会议后短暂停留巴厘岛,和梅加瓦蒂会晤。不过,光荣背后仍是百病缠身的痛——贫困、分裂、政争、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等。翻开著名学者亨廷顿的经典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我们很快就找到印尼的病根:从威权体制崩溃开始,到建立起真正和谐的民主制度这段时间,像印尼这样的多元社会定然会遭遇各种情境问题,而且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于是,有医生拿出“内服民族路线,外贴国际合作”的良方,效果尚好,不然就不会有梅加瓦蒂前面的荣光。
美国的政治制度嫁接在菲律宾后造成水土不服
与梅加瓦蒂交相辉映,素有“亚洲铁娘子”之称的阿罗约治下的菲律宾又是怎样的呢?菲律宾最值得炫耀的也许就是它的政治制度。曾有菲律宾政治家说,把美国宪法中的美国全部替换成菲律宾,就是菲律宾宪法了。但医生提醒,今年7月爆发的小规模兵变显示,从某种程度上说,菲律宾近20年来的政治发展史分明也是一部政变和兵变史。为什么?众所周知的原因是水土不服。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认为,这套优秀的政治制度还没能很好地嫁接在菲律宾社会的土壤上。另外,根据其他政治学家早先的病历研究认为,菲律宾历届文人政府由于执政绩效差、三歪风(裙带、朋党、腐败)盛行等,造成政府的正当性不足。而自认为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并且有干政传统的军队,也就经常干起替天行道的营生了。于是有医生提出,菲律宾应该在清洗肠胃的基础上大量服用营养剂。前者涤荡各种污秽,后者的主要成分是美援。
家长制下的新加坡民主制度
新加坡去年最流行的电影是“Not
Stupid”,中文译名是“小孩不笨”。说的是在新加坡家长式的民主制度下,人们尤其是小孩,太听话,政府(大人)说什么就做什么,缺乏分辨力、创造性和吃苦精神。在这种制度下长大的小孩,用中国的俗语说,“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据说吴作栋夫人看了好几遍。新加坡全国上下也都掀起讨论的热潮,这的确反映了新加坡政治体制的事实,新加坡政府领导人近来逐渐认识到,电影中的“新新加坡人”难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和挑战。于是,从今年起,新加坡开始有蹦极跳了,成人书店也在建设中,据说还有可能修改禁止嚼口香糖的规定。此外,塑造未来新加坡人的创造性和竞争能力,成为诸位领导人的口头禅。所以,医生给新加坡开的药方是适量的提神汤和壮骨剂。
当然,除了这三国外,东南亚还有蹒跚学步的柬埔寨民主,涂有马哈蒂尔保护层的马来西亚民主,以及西医眼中的重危病人缅甸,等等,这里不一一论述。但我想作三点说明,第一,一个国家不管采取哪种形式,都应该是根据本国国情的自主选择,有些头疼脑热很正常。第二,对人而言,健康意味着好的头脑、身体和科学的锻炼方法,以及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对一个国家而言,能倾听医生忠告的领导人,应该敢于不断修正国家或制度机体的毛病,甚至不惜做手术。第三,好药方往往是在病后才发明出来的。
历史文化宗教导致巨大差异
东亚各国的政治发展处在一个特殊时期;经济发展不必然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的模式又因差异性呈现不同,特别与西方不同,但又有文化上的联系……
马小军
中央党校国际政治学教授
最近一二十年全世界瞩目于东亚地区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同样在关注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东亚是一个内部存在深刻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地区,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不仅反映在当代各国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更因其来自历史文化宗教等更深的层次,而使其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因而很难用一种模式、规律来概括和把握。如果说在经济领域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某些成功的话(例如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那么在政治发展方面,仅以目前欧盟政治发展的技术标准衡量,东盟政治一体化或者诸如此类的政治发展设计,不仅不可能在整个地区推行,甚至在地区内部各国国内推行,恐怕也要遇到极大的困难。
西方的民主模式难以嫁接到东方的土壤里
东亚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牵涉到一个问题,即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相关性。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否一定会带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否就一定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是否等同于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治体制?西方的民主是什么?是多党制、选举、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等等?那么标准是什么?美国式、英国式或者法国式的?在西方国家媒体或学界某些人看来,似乎存在某种不成文的逻辑,即全球化=现代化,现代化=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民主制=多党制,多党政治=美国式或法国式或英国式的政治制度。这类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具有普遍意义。
在东亚地区,这一政治发展进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先是韩国,然后是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当然,日本早在战后初期即在美国的政治强力之下率先开启了这一历程。有趣的是,尽管二战后美国为日本人设计了很好的“三权分立”制度,日本也顺利地走了50多年,可是直到今天能说日本的民主政治是美国式的吗?决不是。是欧洲式的吗?也不是。日本政治骨子里仍渗透着东亚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地道东亚式的民主政治。小泉首相是新一代日本政治家,也是一个锐意对日本社会体制进行颠覆性改造的政治家。前不久小泉解散众议院,准备进行大选时,他以年纪太大为由上门劝说宫泽喜一和中曾根等元老不再做候选人。宫泽欣然接受,中曾根却不同意,说这是政治恐怖主义。于是小泉作为自民党首领毫不留情地作出决定,将七十岁以上的政治元老一律革除教门,不准参选,试图一举打破行使了几十年的派阀大老体制。小泉此举能否起到釜底抽薪的功效,人们正拭目以待。
东亚政治的特殊性——强人政治
东南亚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就是强人政治。曾几何时,朴正熙、马科斯以及泰国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的将军们,都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扮演了长期稳定国内政治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都成为此后政治发展时期被批评的政治靶标。人们在韩国、泰国看到了强人之后政治经济较为平稳的继续发展,但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形却令人不无忧虑。例如马科斯之后的菲律宾,苏哈托之后的印尼。现在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面临的后强人政治问题。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是东南亚地区最领先的。但是,依照西方的标准,在严格意义上,新加坡并不是一个民主政治国家,而是某种文官专制体制的国家。李光耀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现在将近40年时间的强人政治,为东亚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某种样板,多年来始终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前不久,马哈蒂尔又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正式举行了退休即政权交接仪式,卸下了背负了几十年的政治责任。多年来,马哈蒂尔最引以自负的就是,伊斯兰世界并不是没有经济发展快的国家,马来西亚是也!他要以马来西亚发展的事实告诉世界,在伊斯兰教的国家里,在所谓专制体制下,经济照样能发展得很好,社会照样能十分稳定。马来西亚就是要给伊斯兰世界做一个榜样。所以他主张不要总是扔炸弹,而是要和平地与西方人交往,要用事实回击西方对于穆斯林国家的偏见。
另一类转型国家
东亚地区还存在另外一类转型国家,例如越南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老挝和柬埔寨。越南党和政府始终关注着同处东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特别关注着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最近尤其关注中国高举起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旗帜。因为,在各自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越中两国面临着太多相似的急需解决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但是在两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越来越明晰的一点是,民主政治与法制国家的建设,不仅已是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应成为政治发展的目标设计。此外,在最近柬埔寨大选中,某些微妙的政治情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为什么美国出钱支持拉那烈和桑兰西的政党,因为美国人骨子里仍认为云升(前译洪森)是共产党,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的考虑。
在缅甸,对于缅甸现政府软禁昂山素季的事件,西方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其实,缅甸佛教温和主义的文化传统,使得它既不想也没有能力输出革命,输出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只是希望国内的政治管辖不为外界干扰。现在,整个西方都在力图改变缅甸目前的政治状况。
美国的反恐联盟离间着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
目前,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是因为最近20多年东亚经济发展很快,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由此势必会推动国内政治的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
另一方面,9.11后国际社会反恐问题凸显,东亚国家也被卷入。国际反恐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契机,使它得以进入一切想进入的地区。如果说以往东盟在经济上还趋向于发展区域一体化的话,那么美国的国际反恐战略在东南亚乃至东亚就像一副非常有效的毒剂,成功离间了地区的国际政治。在反恐问题上东盟国家的观点出现了严重分歧:新加坡坚决和美国站在一起反恐,欢迎美军重返东南亚;菲律宾现在变成了美国的战略盟友,与美军不断举行反恐演练;泰国成为美国的准盟国;马来西亚则坚决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不断发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相左的政策言论;印尼则处在很尴尬的状态,立场显得十分暧昧。此种情形,对于该地区今后的民主化进程以至于政治发展方向,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儒家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厚
基督教、儒家文明、伊斯兰教这三大文明,甚至还有印度文明,都集中于东亚地区。当然,东亚地区的主体应是儒家文明,即所谓儒家文化圈。在这个地区的国际关系之中,长期以来存在的政治、民族、宗教、外交矛盾乃至边界领土争端,大都源出于各种文明的碰撞。然而,有趣的是,这一地区的事情多少年以来大都以和平方式解决,较少诉诸武力。这多少与儒家文化对这一地区的长期影响有关。而且东亚文化的差异虽然很大,但不管是佛教的泰缅等国、伊斯兰教的印尼和马来西亚,还是基督教影响为主的菲律宾,因为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依靠华人,所以华人在这些国家的城市文明中占据居于中心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形在别的地区是看不到的。
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血缘的、家族的。因此,东亚政治中的好多问题就都可以理解了。卢武铉上台仅仅八个月,就已经被传统的政治氛围和制度包裹起来了。其实,每届韩国新总统上台后,有关他的一切很快都会被弄得非常清楚。老家是哪个道的?很快这个道的政治人物就会显赫起来。老婆孩子的情形如何,马上就有人送钱上门。在日本也是如此,一个新总统上台,人们首先关注他是哪个派系的,而不是先考虑他的政治主张是什么。这次小泉解散众议院,想要做的就是要清除过去那些盘根错节的派阀关系。但他很难做到这点,因为以目前日本的现状来看,日本历史的发展还没有走到能够清理出一块足够干净的、敞亮的那种政治空间的阶段。日本尚且如此,东亚其他国家的路就更长了。
走向“新政治”和“新治理”之路艰难、曲折
进入后强人时代;新生的民主体制在学习;政党分化组合,宗教势力政党化;旧势力回潮;西方的冲击……
庞中英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在过去10年,伴随着高速经济发展和严重经济危机,东亚地区的政治也经历了戏剧性的发展和变化。如今,当目睹马哈蒂尔那样的强人政治家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卢武铉那样的文弱新政治家在挣扎,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东亚政治的新旧交替,而且还能体会到东亚走向“新政治”和“新治理”的艰难、曲折。经过民主政治的历程,东亚的一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传统政治的转型,比如韩国。而一些国家则没有那么幸运,而是在民主政治发展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严重问题,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动荡局面,比如印尼。
从印尼看东亚政治发展
我曾经对印尼做过一些考察。作为世界上和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印尼可以说是观察东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对象。从1998年终结32年“新秩序”时代,到1999年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从民选总统瓦希德黯然地无功下野(2001年),到即将举行印尼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2004年),印尼政治发展急速地走过了六年,尽管那几乎是动荡、混乱,甚至无序的岁月,但是,印尼毕竟获得了如何进行现代国家治理的宝贵经验。
85年前,一群荷兰殖民地的先进青年发誓要组建印度尼西亚国家。当时以苏加诺(印尼首任总统)为首的这批印尼民族主义分子,受过欧洲教育,受到其他东亚国家政治变化的影响,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极为重视,为摆脱荷兰的殖民统治,提出了后来作为该国立宪的三个大基础,即“一个印尼民族国家、一个祖国和一种语言”,试图按照欧洲式的民族主义建构他们的政治共同体。
二战后,在非殖民化的世界浪潮中,新兴的印尼可以说是本土民族主义的结果。然而,回到今天印尼的现实,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的意识普遍在弱化,民族主义的力量也越来越弱了,民族主义在印尼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式微了。
促使民族主义衰退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形势变化,今天的印尼所面对的主要任务不是革命和建国,而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简单地诉诸民族主义的口号,并无济于事。在印尼,如同其他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一样,伊斯兰教逐渐在取代国家和政府的不少作用,这是印尼政治发展的另一种转型。
再一个重要因素是,这几年印尼剧烈的政治变动,继任总统哈比比、瓦希德和梅加瓦蒂,都没能或者没有完全能给期望很高的印尼人民带来他们所许诺的东西。在国际上,印尼仍然被人们叫做“失败的国家”。所以,现在的一些印尼人居然很怀念旧日的苏哈托时代。这一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即人们在对新政权失望的同时情绪性地怀念旧政权,特别是那时的“秩序”和“繁荣”。
当然,在“后苏哈托时代”一阵急风暴雨式的混乱后,印尼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趋势,随着政党政治的逐步成熟,政党林立的现象有所改变,规范选举的制度出来了,政治竞争逐渐变得文明,尽管政党之间的暴力冲突仍然不断。
学会做反对派或反对党
东亚这几年的政治发展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过去长期以来担任反对派政治角色或者反对党的政治人物陆续上台,如印尼的梅加瓦蒂、菲律宾的埃斯特拉达以及之后的阿罗约。但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还没有实现角色转换,或者角色转换的时间过长。即反对力量上台后不知如何更好地执政,而下台的原执政党人则不知道怎样做反对党。而实际上,反对党是现代民主政治运作中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是有很大作用的,甚至还会组织影子内阁。
强人政治、威权政治时代基本结束
在东亚政治发展的趋势方面,我有这么几点考虑:强人政治、威权政治的时代基本结束;各国的选举政治将继续,而选举制度将不断得到完善,但选民对政治选举的兴趣下降;老的民主政体在改革,新生的民主政体则在学习;一些国家的政党分化组合还将继续,而宗教势力政党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旧势力(包装、改造后的昔日执政党重新选举上台)的回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另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东亚政治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还有一些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存在着民族、宗教冲突、甚至国家解体的现实问题和潜在压力。这对于任何一个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政府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传统民族主义受到宗教极端主义的挑战
马小军
如上所述,东亚国家的发展大概都经过了强人政治阶段。特别有意思的是,强人政治时期都是经济起飞的时期,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像印尼、马来西亚以及中东的一些国家,强人政治都是世俗主义的,但是,一旦进入后强人政治时期,传统的民族主义就受到了宗教极端势力和族群主义的挑战。印尼有上万个岛屿,有几百个族群,都想独立。同时,传统民族主义受到宗教极端主义的挑战,伊斯兰教极端势力成为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噩梦。而此时处于民主化初期的转型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其民主政治的脆弱性、苍白无力就表现得特别明显。社会稳定无法得以保持,而强人政治时期经济能快速发展的秘密就是社会稳定。既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又要发展政治民主,同时又试图支付最小的社会代价,这似乎已成为东亚国家政治发展中共同面临的一道难以破解之题。
另外,近年来整个东亚地区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政治改革的大氛围。每个国家都不甘落后,但实际上这里面又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认清,存在许多隐患得不到解决。因为,各个国家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要往哪个方向走,走什么路径,政治发展目标与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怎样也很不相同。
中国政治改革:进入国际社会视野
翟 昆
最近我在对越南进行研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我们在搞“三个代表”,越南也在研究我们怎样搞“三个代表”,他们希望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理论指导。而与越南有特殊关系的老挝,又在注意越南的模式,所以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仍有着一些相通的东西,就像西方民主国家也有着其内在的联系一样。
张琏瑰
在近期去朝鲜访问时,我也发现朝鲜对中国的“三个代表”很感兴趣,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三个代表”与他们的“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意思。
马小军
这里不妨再看看东欧国家。东欧国家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在基本上都比较顺利地走上了西方式的政治发展轨道,多党政治开始稳定下来,经济发展也步入了正轨,包括俄罗斯。探究起来,这与东欧国家深厚的欧洲历史文化传统和基督教的背景是分不开的。这样,它们的转型就显得相对容易些。
最近几年,同处东亚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在日欧经济持续低迷和美国经济进入了高技术时代的第一次衰退的时候,显得特别抢眼。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即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也自然再次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甚至社会体制等许多方面,与东亚的一些国家不无相似之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中所面临的问题也大多相似。因此,毫无疑义,东亚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许多方面也是可以借鉴的。至少,各国一致认识到,民主政治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无论如何也是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决不应以任何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或社会的借口,加以否定或掩饰的。近年来,中国与东亚各国都在努力致力于使自己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在经济政治社会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正常、健康、有序发展的现代国家。不管你从任何角度去认识所谓“正常”和所谓“现代”的概念,政治家也罢,民众也罢,在今天的东亚国家中,似乎不再有人愿意认可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与国际社会格格不入的“非正常”的或“前现代”的国家。要改造现存的国际秩序(通常发展中国家认为现存国际秩序是不合理的),你大概不得不首先面对和正视现存秩序,并在现存秩序之中,以平等的地位和身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才可以再言改造之语罢。在举国抗击“非典”,在以积极态度参与“八国峰会”,以及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人民币汇率等一系列重大的涉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使国际社会看到了一个负责任的东亚大国的形象,自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许。
东亚政党政治仍处于初级阶段
张琏瑰
政党政治是西方政治对人类的一个贡献,是一个成功的东西,但是在东亚,即使是大家都比较看好的韩国、日本,政党政治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党政治核心的东西应该是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分成以利益为纽带的各个集团,而几个利益相近的集团团结在一起就形成了政党,通过利益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矛盾形成政党之间的相互制约,最后就分化为执政党和反对党,反对党实际上是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不断给执政党挑毛病,促使它行动更谨慎、政策更稳妥、更加着意地为多数人着想,这才是反对党存在的意义。
而在东亚的一些国家,政党的核心不是根据利益和政策,不是由有共同主张的人组成一个政党,而是以人为核心,谁当了总统,就会有一批人聚在其周围,这批人就形成了一个党,而一旦有一天这个总统下去了,这批人也就散开了,再去寻找新的代言人。在韩国就是这样,是先有党的领袖后有党,而不是党选择领袖。这样的结果就使韩国很多的党是不稳定的,也有很多是盲目的。韩国自建国以来,寿命最长的是朴正熙的党,朴在位17年,他的那个党也就存在了17年。新千年民主党是金大中上台后成立的,金大中下台还不到一年,这个党就开始没落了,分裂了。这实际上是政党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翟 昆
对东亚今后将怎么走,我想是不是还有这样几个变量,如人的因素、制度的因素、还有治理的因素,比如说到后强人时代,其实这些后强人时代的领导也是很不一样的,比如泰国的他信、菲律宾的阿罗约,还有印尼的梅加瓦蒂,这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有深厚的美国背景,他信是美国的博士,阿罗约是克林顿的同学,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执政理念,他们今后怎么走还是相对清楚的,但对于像印尼这样的国家,未来很不清晰。而从制度上来看,有的国家不管怎么走,都会保持一个基本盘,我们可以以马来西亚为例,虽然马哈蒂尔已经变成了马来西亚的一个软实力了,马哈蒂尔下台,这个软实力势必会削弱。但这个国家今后怎么走还取决于它的基本盘,马来西亚是一个经历了各种各样发展问题的国家,如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民族和谐等,该遇到的问题都遇到了,但它都找到了相对合理的解决方式,这些今后还都会保持下去,不会有太大的变动。第三谈到如何治理,用印尼作例子的话,这个方式就应该是结合其自身的特点,比如其宪法所规定的建国“五基”(信仰神通、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吸取西方民主的一些合理要素等。
马小军
还有一点需指出的是,一些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表面上看似非常平稳,从军人或文官专制一下子就变成了多党制,然后投票,平稳地换届,国家照常运行,老百姓该干什么干什么,但实际上政治上闹哄哄。所有的政党都把政治目标系于执政一端,一旦大选失败便作鸟兽散,很少有下功夫做好反对党功课的政党。从多党政治来说,反对党的成熟与否实际上是政治发展成熟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张琏瑰
从现在东亚各国出现的种种情况看,我认为是一种好的现象,是当今政治发展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像韩国学生上街游行,或者工人罢工是一种正常情况,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说明这个国家已经确立了法律和秩序的权威,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主持人语:
讨论至此,专家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多姿多彩的东亚政治画卷,但由这个题目引出的话题还有很多很多,读者也一定会从几位学者的话语中引出自己的思考……